【本報台北訊】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系教授雷德侯昨天發表「與北宋爭鋒—《契丹藏》」專題演講，探討北宋開寶初年雕刊的《開寶藏》與遼國刻的《契丹藏》兩大藏經刊刻工程間的競爭關係。他說，遼國同時還將《契丹藏》翻刻成石經，使早在隋代就開始的刻經項目得以延續。

配合台北故宮博物院「大觀：北宋書畫、汝窯、宋版圖書特展」舉辦的「開創典範—北宋的藝術與文化」研討會，昨天的第三天議程，來自德國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系教授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針對《契丹藏》、《開寶藏》兩項佛教經典刊刻工程及其影響，發表專題演講。

雷德侯說，當年北宋在亞洲北部並非一枝獨秀，它與鄰國如渤海、朝鮮王國、遼、日本等，不但互動頻繁，並以各種形式與北宋展開角逐。其中，北宋開寶初年雕刊的《開寶藏》，和遼國於一○三二年至一○六九年間刻出的《契丹藏》，兩項佛教大藏經刊刻工程充滿競爭關係。

遼國同時還將《契丹藏》經文翻刻成石經，從而使一項早在隋代就開始的刻經項目得以延續，即北京房山雲居寺的刻經工程。

雷德侯分析，雲居寺的一塊刻於一○五八年的題記碑，提供了有關這數十年間，遼國刻經活動的詳細、完整資料。

刻經活動最初由漢人中的韓氏兄弟發起，不久，遼興宗及契丹蕭氏成員也接手這個項目，並對鐫刻石經及木刻大藏經都給予大力支持。這顯然反映出遼國佛教徒的雄心壯志，他們也試圖以此超越北宋的《開寶藏》。

通過繼續在雲居寺雕刻石經，遼國試圖將自己塑造為唐代的合法繼承人。但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必須使用漢文刻經，佛典的製作同時也就成為契丹人文化植入的一部分。

約從一○三二年開始，直至一○四一年秋，雲居寺僧侶全力以赴，完成了唐代未曾刻完的六百卷《大般若經》。一○四二年至一○五五年間，僧侶又鐫刻了《大寶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