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男子畏畏的走了過來，他擁有原住民少見的高大身型；他坐了下來，在我對面，皮膚黝黑，面容略顯疲憊。我招呼用餐，他客氣的說：「已在巷口吃了牛肉麵。」再三勸進，才意思性的動了叉子。

他的太太反而落落大方，拉著女兒就坐後，隨即自我介紹，從閩北嫁到台灣的她來自貧窮農家，教育水準不高，固守傳統倫理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先生殘廢，很可憐啦，總不能就這樣跑了，何況還有孩子呀！」這麼坦白讓我震了一下，轉頭瞥視她先生，他倒鎮定。

他的右手殘廢，如蜈蚣般的疤痕緊緊的爬抓在斷肢上，讓人看了既心驚又不捨。國中畢業就投入職場的他，為了生活四處奔波，在台電工作時因誤觸高壓電而截肢。

他叫詹正義，是屏東獅子村的排灣族原住民，這天一早，一家三口從家中開車到恆春，從那裡搭火車到左營轉高鐵到台北，再換計程車抵達會場。輾轉來到台北，為的是參加一場新書發表會。託這場發表會之福，他們全家才有機會第一次搭高鐵、第一次吃西餐。

《父親的手提箱》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補助，屏東縣文化處策畫執行，委請在地作家郭漢辰、翁禎霞採訪報導，蒐集屏東地區二十一位白色恐怖的受難人或家屬，詹正義便是書中的受訪人之一，他是受害者家屬，父親的手提箱就是他的故事。

詹正義的父親詹登貴是獅子村排灣族的大家族，因此詹家成了國民政府來台後攏絡的對象，詹登貴的哥哥畢業於高雄醫學院的山地班，學成後任職春日衛生所，是當地人敬重的醫師。詹登貴則選擇了許多原住民會走的路，也就是職業軍人，但他因身體狀況不佳，只得申請停役，返鄉擔任村幹事。

命運之神的捉弄並未停止，詹登貴先是在廁所塗寫不滿政府的文字，又被羅織跟山地獨立運動扯上關係，遭捕判刑五年，之後，因蔣介石過世而減刑，共關了三年四個月。台灣的政治犯被關三年四個月算是小案，不過對當事人而言，人生從此劇變轉向，他太太受不了如此重大的打擊而去世，才呱呱落地的兒子詹正義，只能由母親幫忙撫養。

出獄後的詹登貴一直無法走出受害的陰霾，自暴自棄，鬱鬱寡歡了二十多年，含恨而終。留給兒子詹正義的就只是那只手提箱。

詹正義提著手提箱從遙遠的屏東獅子村來到台北，在記者會上攤開它，裡面裝著收拾得整整齊齊的文件，詹登貴的自傳書寫工整詳盡，不僅記錄了一生，也鉅細靡遺的把改變他人生的冤獄交代得一清二楚。大家讀著讀著忽然心酸起來，一個優秀的人，一生竟只打包成幾個牛皮紙袋，一只泛白老舊的手提箱。

記者會的場地不大，除了主承辦的機關代表、作者之外，來了好幾位關心這議題的文化界人士，新潮文庫的創立人林衡哲醫師、台灣史專家李筱峰、文學史料專家應鳳凰，大家都說了話，感性理性兼具，會場愈是溫熱起來。

我請主角詹正義上台跟大家分享，他卻躲在最後面，跟他的父親一樣，在人生手提箱的角落，靜默不想發聲，他說就由他太太代表。她站上前去，一一稱呼來賓，穩重而得體：「當我第一次打開公公的自傳、筆記，天呀！簡直是世上最優秀的書法家，公公的字怎麼那樣的漂亮呀。雖然從沒見過公公，但覺得跟他好近、好親喔…。」悲愴的靈魂不分地域，燎原般的感染了人，不論有沒有血緣關係。

或許遺傳自媽媽吧，他們的女兒並不怕生，雖總依偎爸媽身旁，卻有著堅毅的神情，粗獷的詹正義眼睛一接觸到女兒，便會迅速自動的溫柔起來。長期撕扯的生命不再受苦了，更高興的，有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