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陳文茜 文茜世界周報主持人

人們渴望淋漓盡致的答案；不管世界如何複雜，人們渴望有一把「刀」，鋒利地斬斷一切；然後我們對於世界的憤怒有了答案，開始行動吧！

可惜這個世界只有一刀切的豬肉，沒有一刀切的議題。於是「一刀切」形式的運動，儘管曾經風起雲湧，等所有激情逐漸褪去時，那些被掩蓋的「真實」，逐漸浮現出來。「運動」後的真實，往往令人格外心酸。

近日重閱余英時編著《重尋胡適歷程》，以及李敖編著《胡適111歲冥誕》、《胡適選集》，更加感慨歷史的複製及人性「一刀切」思考的惰性。閱讀胡適在近代史中對「運動」、「學潮」的態度，隨著事件變化、知識成熟以及國際局勢的理解，終而從「青年導師」落入「鎮壓學生運動劊子手」的罵名。

胡適是近代中國最有名的自由主義者，但他於一九二○年五四運動一周年後，從全然支持五四開始反省「五四」的好與壞。

對於五四運動，胡適認為它強化了學生對國家命運的關注，豐富學生團體生活的經驗，培養學生追求知識的慾望。這是舊日課堂中，北大給不了學生的。但對以罷課為手段進行鬥爭，他認為「五四」留給學子們三大危害。第一，在學生運動中有些人不敢自己出面，躲在人群中吶喊，從而助長了依賴群眾的懦夫心理。第二，罷課時間長，有些人即養成逃課的習慣，不再能專注學習。第三，經過這場運動，有些人可能養成盲目從眾的行為模式。

一九三○年後，胡適開始全面與時髦青年們衝突。胡適和學生最慘烈的決裂發生於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學潮，當時胡適已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知道學生要罷課，他在日記中寫下：「真是幼稚至極。我與夢麟、枚蓀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胡適最終無力挽救，北大加入了罷課。

而且當日胡適收到了一封死亡威脅信：「適之先生：塘沽協定簽字之後，你曾幫它辯護過！現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唉！我的胡適之老師！！！在這樣的危急環境之下，凡屬熱血的青年學生，誰心中不比喪了父母還難過！……，這你能說是不正當的嗎？這你能說是軌外行動嗎？倘若你以為這是不當，那你真是喪心病狂了！該殺的教育界的蠢賊！！……」

胡適認為：中國剛完成北伐統一，尚不足以和日本決戰；而所謂「喪心病狂的軍人把華北賣給日本」，他查證知道是地下組織煽動學潮空穴來風的謠言。除了不實謠言，學生領袖對於不肯參加罷課的學生，往往以極卑劣的語言攻擊。胡適牢記這件事，並把這封威脅信，收錄在他的日記裡。

「一二‧九」學潮後一個月，胡適再與周作人通信，道出他對這場學潮的心痛：「我在這十年中，明白承認青年人多數不站在我這一邊，因為我不肯學時髦，不能說假話，又不能供給他們『低級趣味』，當然不能抓住他們。但我始終不肯放棄他們，我仍然要對他們說我的話，聽不聽由他們，我終不忍不說。」（一九三六年一月八日）

一九五四年，國民黨戰敗，胡適於台灣「自由中國歡迎茶會」上對自己在「五四」時期社會主義的跟風表達了懺悔，且稱不只他該向大家懺悔，當年支持共產社會主義的人都應該懺悔。「我們應該自己洗腦」…，「所以我今天當眾『洗腦』給大家看。」他並明指「強烈伸張自己的意見，卻不能容忍別人有所不同；這種主張自由的人，最終便成自由的敵人。」

胡適著名的語錄包括：多說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容忍比自由重要……，那是歷經多少批鬥、「劊子手」帽子、「賣國賊」指控，最終體悟的智慧之語。

胡適可能想不到，在他死後半個世紀，這些爭議仍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歷史框架下複製。那些古老的語彙，激進學子與他的對話，竟仿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