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東南亞的緣分，也許和台北的東南亞戲院有關。這家位於公館的戲院，當然和東南亞的文化沒有任何關係。在六、七十年代，它專門演二輪的好萊塢電影。我就在這裡看了《愛的故事》、《阿拉伯的勞倫斯》等大片。票價比西門町的戲院便宜多了，吸引了台大、師大和政大的學生。我每個周末，或是念書念到很煩的時候，就會從木柵跑到這戲院看電影，而同行的，往往就是幾位政大的東南亞僑生。

這幾位來自馬來西亞、印尼、緬甸、泰國的僑生，都是我的「影友」。他們喜歡看電影，每次大家坐上指南客運的車子到公館，他們就開始和我「蓋」東南亞的情況，說起那些蕉風椰雨的故事，讓我眼界大開，也投桃報李，和他說起了香港的故事。看完了電影，我們總會到台大對面的小店吃東西，也繼續「蓋」大家故鄉的一切，交換彼此的鄉愁。

當我們在吃台灣的牛肉麵、愛玉冰的時候，他們就會談到肉骨茶、榴槤等南洋食品的思念，也會說起那些讓我從來沒聽過的風土人情。

也就是在看電影和吃宵夜的過程中，讓我這個「港仔」，居然也對東南亞華人的情況，略知一二，並且也漸漸進入了他們的語境中，了解一些兩岸三地社會所不熟悉的場景，發現他們正在巨變的生存狀態。

出現巨變是他們要面對政治上改朝換代的時刻，新興獨立的國家，剛擺脫了殖民統治，但也面對華人政治權益不穩定的時刻。在印尼、緬甸和泰國，華文逐漸被邊緣化，也使東南亞華人出現了愈來愈多的焦慮感。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馬來西亞的種族流血事件，對東南亞華人都是一次警鐘。我記得那次台大和政大的僑生刊物，還在台大的學生活動中心辦了一次座談會，討論這次種族流血的危機，指出這是英國殖民政府在撤退後，「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策略的惡果，而華人在這場風暴中，淪為受害者的角色。而關鍵就是沒有一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憲法。

也就是在台灣還處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東南亞在台灣的僑生，卻對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不勝嚮往，因為在這憲法中，不會因為種族和族群而有所歧視，在憲法之前，人人平等。但在大馬的憲法中，有些人比另外的一些人平等。

但政治上的弱勢，卻帶來文化上的強大能量。東南亞華人對中華民族的感情，也因此濃得化不開。恰恰是在中華文化的風雨飄搖之際，他們對中原的文化，更有認同感。他們在中華文化的邊緣位置，卻擁有比中心的位置更有中心的感覺。

也就是在東南亞戲院的觀影之旅，以及在台大一帶品嘗小吃的過程中，吃出了我對東南亞問題的關切。很多年後，我參與編輯東南亞的新聞，就想起來那些東南亞僑生對我的啟蒙，也想起了那些在牛肉麵和愛玉冰中混雜對肉骨茶和榴槤的想像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