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解這樣特殊的姓，從外省人、本省人，突然間接到一通電話後，我就從「解昆樺」變成了「蟹昆樺」，轉換身分為原住民。但，我為何要害怕？

一九九○年代末到二○○○年中期，台灣公眾社會整體氛圍交織在藍綠對決的政治對抗中，不知為何本／外省人身分在有意識無意識之間被激化。我不得不承認，原住民在台灣開發史中的邊緣位置，讓我得到一個喘息的空間，不必作種種表態。番民、山地同胞到原住民，這些被逼至邊緣牆角的受迫害者身分，反而使我更能充裕檢視歷史，檢視那些假血緣為名目的鬥爭。已開始鑽研薩伊德《東方主義》與霍布斯邦〈被發明的傳統〉的我，慢慢蒐集相關資料，就害怕「蟹昆樺」也是被政治或學術機制製作出來的。

如今再閱讀郁永河《裨海紀遊》，我佇立祖母在台地上那背依山，前可望後龍溪彎流的墓地前，已可想像祖先被命名過程中，那原漢遭遇的神話學式場景：清政府收復台灣後，為了解台灣住民分布狀況，展開了一個地理與戶口調查。那清廷官員由台南出發北上行至苗栗，正是河川乾涸期。官員駕著馬，馬蹄在後龍的碎石河岸達達直響。他在河邊恰巧遇到一道卡斯族婦女在洗衣服，便問她姓名。她並不知道那官員的問題，便指著河邊橫行的螃蟹。官員也不追究，直接攤開記錄本記下「蟹」。至此，居住在後龍的這群道卡斯族人，便有了自己的漢字姓氏。

在腦海中，後龍溪河水奔流與石岸達達馬蹄聲，我思維河邊巨蟹圖騰印記，與我出生所坐落之巨蟹星座間隱微的神祕關係。而在此同時，知道了解氏家族另一個版本系譜的父親，則不知從哪買來一本《明代第一才子──解縉》，靜靜放在家裡客廳的顯眼位置。對於過往他所知道解式家族來自上海的歷史，他是如此堅守。

我那解版本祖譜中被奉為代表的解縉，乃是明朝第一位內閣首輔，字大紳。或許這解大紳正與蟹版本家族史中，曾任清朝台灣竹塹大屯總董事的解大賓，產生一種對位式的旋律。

打開台大數位典藏計畫中的淡新檔案，輸入「解大賓」可得資料五十九筆（其中一筆是伊能嘉矩的手稿），輸入「蟹大賓」則可得資料五筆。這蟹大賓飽讀詩書開設私塾，奇怪的是他的學生考上科舉者眾，倒是他屢試不第。後來他才知道主試官看到這怪異帶個虫字的蟹姓，便知道是原住民。彼時華夷意識分明，主試官自不願意一個「番民」高中漢族科舉。蟹大賓便與族人商議，將蟹改為解。改名後，果然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年）順利中舉，負責新竹苗栗一帶的屯務。也就在這一年，法國遠隊艦隊砲轟基隆，我無法想像肩負起我們家族自我重新命名的後殖民神話的解大賓，是如何在危急的海戰局勢中回台。事實上，這段時期正已迫近我們所謂的晚清，再過十一年台灣也就要割讓給日本。肩負屯務的解大賓又是怎麼應對乙末割台的時變，乃至於抵抗日軍的民變……這都不是淡新檔案中多為解大賓籌資開墾的文書、口糧令牌，所能想像了。

不過解大賓倒是以悲憤詩，追述更早的蟹氏家族，其詩曰：「吾祖始居荷蘭域，歐羅東度波羅居。漂異仙島安定居，異族同來把吾欺。」純就字面來看，是說蟹氏先祖由歐洲荷蘭渡台，受到欺凌而四處遷徙謀田定居。但古書字跡有時不易辨識，誰知那荷蘭「域」不是荷蘭「城」？可能指的只是台南的熱蘭遮。一字之差，那遷移可就少了好幾座大洋。

符號可指涉時空間的物件，但運用符號卻不保證我們都經驗過那些。歷史，無論是國是族是家，還是自己的，都一再經歷我們對符號的理解與編造。在這名與實之間，符號一經增添、毀損、誤寫，都會製造出新的史實與真實。就像當年我問爸爸解氏來由後，還問了他「昆樺」是什麼意思？

他說：「樺是個很好的樹，昆這個字上面是個日，下面是個比。昆樺，就是要你一日比一日好的意思。」這饒富六書會意概念的解釋說的可真好，但翻開字典，昆這字上頭不是日，是曰。曰的功用，就是讓人沒事在上面放一座山。再加上樺有時有人會忘了加個木，解有時有人會打成謝……所以有時我看到謝崑華時，也會懷疑那指的是不是自己？那些我名字的各種錯寫浮沉於網海茫茫中，或許我真錯失了一次他人對我的傾訴。不過，每回寫自己的名字時，我總以日寫起昆字。我寫了錯字，因為我願意為父親，以及我所愛的人，一日一日成為更好的人。

解昆樺可真是個好名字不是嗎？解／蟹教會我什麼是後殖民，日／曰則教會我什麼是後現代。這我要寫一輩子的三個字，就是讓我不斷反詰、領悟這弔詭時代的好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