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百年筆陣-- 經濟學家會不會失業?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教育基金會創辦人) |20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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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步觀念

如果要學諾貝爾獎得主薩孟遜教授的說法:他十六歲進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是他經濟年齡的元年。那麼我在五十二年前去美國讀書,此刻就只有五十二歲了!薩孟遜教授的這種算法真是聰敏!

經濟學家的旅程常從這裡開始。六十多位經濟學者因為對經濟理論有原創性的貢獻,當選為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另一些人在實證研究模型建構上有貢獻,得到推崇;絕大多數的人則扮演了經濟觀念傳播者及經濟理論應用者的角色。

我在讀書的過程中,最大的「震撼」來自「新觀念」的接觸與衝擊,那個年代的台灣學生對這些是多麼地陌生而又多麼地嚮往。

如果那個年代在歐美有不少年輕人被馬克思思想吸引住,那麼我更著迷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運作,及那隻「看不見的手」。因此,我要做一個提倡進步觀念的「自由人」。

「進步的」觀念是在法治與民主的天秤之下,所倡導的看法與論點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社會公平、文化進步與生活品質。它向特權、壟斷、保護、惰性等等現象挑戰。

「進步的」觀念之難以普及,不論是由於迷信、私心、無知、價值觀,都影響了國家現代化的方向與速度。

「進步的」觀念幾乎一定會引起爭論、曲解及強烈的反對。因為「進步的」觀念通常會:(1)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影響(如取消對特定工業的保護)。(2)使當事人產生不安全感(如稅務機關嚴格的查帳)。(3)使自己收入減少或增加負擔(如稿酬定額納稅)。

(二)經濟大師的足跡

近百年來在西方世界,我特別佩服四位經濟學者:凱因斯、熊彼德、薩孟遜與佛里曼。前二位分別在一九四六與一九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與六十七歲,後二位則在二○○六與二○○九年,均高齡九十四歲。這四位在理論上意見常相左,但他們各有傑出的貢獻。

在他們去世前夕,我猜想:一九四六年的凱因斯會牽掛戰後的金融體系與英國國力的衰落;一九五○年的熊彼德會思索,他提出的「創造性破壞」,是否會真是改變人類生活方式(像當前的iPad)?佛里曼,這位「畢生倡導市場經濟的大師」,看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是否仍然堅信,大陸遲早必然要減少政府干預的強度與廣度?現代經濟領域中全能的智者薩孟遜想必會告訴後來者:經濟學之路雖然走不到盡頭,但路上永遠充滿了驚喜。

「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創院院長蔣碩傑院士在一九九三去世,我的老師顧應昌院士剛於今年六月去世。他們都堅持「吾道一以貫之」自由經濟理念,在一九六○至八○年代對台灣經濟的自由化有重大貢獻。

(三)走不到盡頭

面對二○一一夏天這一波全球經濟疲弱及惡化,經濟學家出現錯誤的預測及意見相左的對策,又成了各界嘲笑對象。

放眼當前各國民主社會,都陷入了難以治理的癱瘓狀態:

從政者缺少決策力與說服力。

國會永遠把政黨利益放在第一。

利益團體不肯放棄既得利益。

老百姓習慣於白吃午餐。

輿論從不放棄批判及火上加油的機會。

經濟學家更要勇敢地承認:面對各種問題,已經無能為力。

可以提出沒有爭議的解決方案。我們真是身處在走不出迷宮的經濟世界之中;在各國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中,可以預測的是:經濟學家大概還有一些剩餘價值,不會立刻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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