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大約在十二世紀時出現有城牆圍繞的宗教、政治及居住的中心，它通常都是個有教堂的主教區，也會有治理的政府，它被叫做「城市」（cite），這個字由古法文的cit橝僊L來，乃是今天「城市」（city）這個字的前身。

而當時住在城市裡的居民就叫做「城民」（civis）。而我們都知道「城民」的特性不能和住在鄉下的鄉民相同，鄉民反正多年在野外，髒亂或隨地大小便無人理會，這種行為對人口較密集的「城民」就不會被接受，因此人們遂對「城民」的品質有不同的期待，這種「城民」的品質被叫做「斯文」（civilis），它指的是「城民」應該被打磨過，更不野蠻、更不粗糙，更不涉及犯罪，今天我們所謂的「文明」（civilization）這個字就從這個字衍生而來。

由「城市」、「城民」到「文明」這些字的字源，我們發現到「文明」這個字的發生其實是很獨特的，人們很難對「文明」做出積極的定義，意思是說人們並不知道「文明」是甚麼，但不同的時代人們卻很清楚的知道「不文明」是甚麼，當「不文明」少了一項，「文明」就多了一項，意思是說「文明」的意義乃是透過消除「不文明」而來，這是一種負面消去法，人類的許多進步，都是按照這種負面消去法的邏輯而造成的。

例如，人們說「理性」，但「理性」是甚麼真的很難講清楚，但不同的時代人們卻很清楚知道甚麼是「不理性」，把「不理性」的東西消除掉，「理性」即出現。

「文明」乃是透過消除「不文明」而產生，由西方的發展軌跡，這種消去的邏輯基本上都和「骯髒」的概念有關。

歐洲社會發展的初期，人們生活行為都粗糙骯髒。他們用手抓東西吃，人在桌上吃，殘渣就往桌下一丟，給貓狗吃，人們抓東西的雙手隨便往身上袖子上一抹就可以了，弄得住的地方及身上永遠髒兮兮。正是因為對這種髒有了自覺，人們在後來才有餐具、餐巾等的發明。如果我們去注意歐洲以前的圖畫當可發現到，縱使到了十七世紀，用手抓東西吃仍極普通。正是對生活行為的骯髒有了自覺，遂促成了生活上的文明。

而這種對骯髒的自覺，被擴大至行為的價值層次：

例如人們的講話早期都很粗魯，謾罵的語言、詛咒的語言充斥，到了後來大家共同感覺到，這種語言行為很骯髒，遂力求加以約束。那種語言有很多都被視為「髒字眼」或「髒話」，西方從文藝復興到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乃是語言行為的品質改良最努力的時代，諸如出口粗話，講起話來喜歡東拉西扯，喜歡含沙射影，都被認為是骯髒的語言行為。語言行為的文明化，乃是西方文明的基礎，他們那種就事論事談問題，很少胡扯八道的價值觀確立之後，一方面促成社會價值的進步，另方面也使得科學精神光大。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在講話上的進步，也早已成了學術研究上的重要課題。

除了注意到語言行為的骯髒外，更重要的乃是人們也警覺到社會行為的骯髒，從最早的酗酒、喧鬧、鬥毆、衣衫不整潔這些都被定義為骯髒外，到了十八世紀現代國家建造時，凡違背社會公序良俗的犯罪行為，也被認為是一種道德和紀律上的骯髒及不文明。

因此，西方文明這種負面消去法的發展軌跡，實在有值得人們思考之處。雖然我們對人的價值及無限潛力應該相信，但我們也應理解到，由於人們有其限制，止於至善這樣的標準只能想為遠期的理想，每個時代的人最應努力的還是要集中精神將當時最大的骯髒做一番清理。而我認為當今台灣最大的骯髒乃是語言行為的骯髒、語言上的黨同伐異、語言上等栽誣，語言上的虛情假意、語言上的自我咆哮，這些早已淹沒了台灣的公共討論，台灣無法老老實實談問題，無法形成社會的根本是非，語言行為已不只是骯髒，甚至可以說已成了罪惡。

英國啟蒙哲學家休姆（David Hune，1711～1776）曾經指出，社會必須是個「可以交談的世界」（conversible world），人們藉著誠實合理的交談，可以增進理解、溝通差異，形成共識與政策。但過去二十年來，台灣由於政治的對立，這種「可以交談的世界」其實已無法再存在：

——政治人物為了政治目的，他們講話已不是在溝通，而是要說給自己的群眾聽，並用語言來煽動對立，而不是用語言來說服及緩和對立，這種語言風格兩黨皆然。

——政治的語言應該是責任的語言，但解嚴後的台灣，當政者為了避免受到批評，已將它的責任擔當成分抽離，而讓政治語言成為講空話的媒介，政治語言中就事論事相互說服的成分少了，虛情假意和卸責的成份則多了。

近代語言學家早已指出過，人們講話取決於意圖，如果講話是要異中求同，則人們會發現彼此的差異其實是很小的；如果硬要同中找異，則在雞蛋裡也一定找得出自以為很像骨頭一樣的東西。而人們一旦意圖不正、語言敗壞，語言中最需要的務實、善意、溝通等要素即告蕩然，政治的惡意則會擴大為社會的惡意，台灣也就變成了一個「無法交談的世界」。

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西方知道語言行為的骯髒，對一個社會將造成極大的負面作用，因此他們致力於將這種骯髒打掃乾淨，今天的台灣最需要的也是打掃這種骯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