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分晉前，晉國（首府新田，在山西省曲沃縣）本有四大家族：魏、趙、韓、智。趙姓族長趙鞅逝世後，智姓族長智瑤掌握晉國政府大權，向趙姓新任族長趙無恤索取皋郎（山西省離石縣）等地，趙無恤拒絕，智瑤遂聯合魏、韓，圍攻趙家根據地晉陽（山西省太原市），並掘開汾水灌城，距城頭僅有三塊木板的驚險差距。
 
困守孤城的趙無恤，派出密使張孟談，策動魏、韓兩家改變立場。兩家遂向智家軍反擊，掘開堤防，大水洶湧，倒灌智家軍陣地，生擒智瑤，立即斬首，把智姓全族屠滅。

司馬光曰：「智瑤所以覆亡，在於他的才能勝過他的品德。才能和品德是兩碼子事，才能、品德兼備是聖人，才能和品德全部沒有是愚人，品德勝過才能是君子，才能勝過品德是小人。」

司馬光把人性當成一個無機體，所以對才能和品德所作的界說，似是而非。「強毅」，固是才能，也是品德；「公正」，固是品德，也是才能。尤其在實際的政治操作中，判斷一個人到底是「才能」勝過「品德」？或是「品德」勝過「才能」？根本無法辦到。
 
哪一個君王領袖，不是肯定他的親信部屬，都是天下第一賢明兼天下第一忠心？如果早就知道他是一個邪惡小人，豈肯賦以重任？中國傳統上的用人行政，一直繞著這種「才能」、「品德」、「君子」、「小人」的圈圈打轉，連諸葛亮都強調要「親君子」「遠小人」。
 
咦，芸芸眾生，擠擠群官，模樣都差不多，誰是「君子」？誰是「小人」？結果形成一項「我是君子，你是小人」定律，互相指控。幾個著名的王朝，如宋王朝、明王朝，就是在這種互相指控中，使中央政府陷於癱瘓，終於滅亡。
 
而且，純理論上，「愚人」比「小人」更糟，俗話說：「昏官之害，勝過貪官。」貪官在無贓可貪，或刀架到脖子上不敢貪的時候，他的才能還足以做出有利於人民的事。而昏官，無論什麼時候，他都不能運轉。
 
司馬光這種論調，使歷屆王朝政府，都拚命強調「品德」，結果大多數都毀於庸才之手。因為人心複雜，二分法既天真而又簡單，一個人身上的邪惡與高貴，固同時並存，在蓋棺之前，無法化驗，也無法提出分析報告。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防止邪惡，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選舉和法律來控制他的邪惡程度，同時也用選舉和法律激發他高貴的品德。然而司馬光那個時代，卻沒有民主，法律更沒有力量，使司馬光只好訴諸抽象原則。於是，我們困惑（不是責備）：以司馬光學問的淵博，為什麼沒有冒出一點民主法治的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