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會面臨這樣的情況：發生爭執的雙方讓做你評判，要你表明自己的立場。這時候，你夾在中間，誰也不想得罪，或者是誰也得罪不起。這時就需要做人的藝術了。

漢武帝時期，韓安國是御史大夫，掌管監察、執法之事。有一次，大臣竇嬰與田蚡為了要不要給一名叫灌夫的將軍定罪發生了爭執，事情不大，可爭執雙方地位特殊，牽涉面頗廣，漢武帝決定在朝堂上公開評判是非。

當問及韓安國的意見時，他可為難了。竇嬰是武帝的表舅，他的姑姑便是武帝的祖母竇太皇太后，而田蚡是武帝的親舅舅，他的姐姐是武帝的母親王太后，都是皇帝國戚。雖然他明知在這一案中，過錯不在竇嬰一方，是田蚡挾嫌報復。可太皇太后已死，竇嬰早已失勢免官家居，而田蚡是當朝丞相，又有王太后作靠山，正炙手可熱，他怎麼敢得罪？

 於是回答道：「竇大夫說灌夫為國立了大功，是天下壯士，沒有大過錯，只不過酒後犯性，沒有必死之罪，這話是對的；田丞相說灌夫交結不法之徒，橫行鄉里，欺凌百姓，丞相的話也是實情。究竟該如何處理，請陛下明斷。」

就他這樣雙方都不得罪，把矛盾上交給了皇帝。

還有這樣一件事，也是講和事佬的。清朝末年，陳樹屏做江夏知縣的時候，大臣張之洞在湖北做督撫，與撫軍譚繼洵關係不太融洽。有一天，陳樹屏在黃鶴樓宴請張、譚等人，座客裡有人談到了江面寬窄問題，譚繼洵說是五里三分，張之洞卻故意說是七里三分，雙方爭持不下，誰也不肯丟自己的面子。
 
陳樹屏知道他們這是借題發揮，對兩個人這樣鬧很不滿，但是又怕掃了眾人興；再說，這兩方面是誰都得罪不起的，於是他靈機一動，從容不迫地拱拱手，言語謙虛地說：「江面水漲就寬到七里三分，而枯水時便是五里三分。張督撫是指豐水而言，而撫軍大人是指枯水而言。兩位大人都沒有說錯，這有何可懷疑的呢？」
 
張、譚二人本來就是信口胡說，聽了陳樹屏的這個有趣的圓場，自然無話可說了。眾人一起拍掌大笑，爭論便不了了之。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並不一定非要分出個丑寅卯不可，而且也未必分得清，所以遇事要懂得靈活處理。

北宋時候，蘇子容奉命出使遼國，正巧遇上冬至。當時，宋朝的曆法比遼國的早一天，遼國人就問他哪一種曆法正確，蘇子容回答：「每個國家的曆法家計算時間所採取的方法是不一樣的，所以會有早有晚。比如亥時是今天晚上，而過一個時辰就是子時了，那就要算明天了。是前還是後，各自根據本國的曆法就可以了。」遼國人認為他講得很有道理，於是就以自己的曆法來慶祝冬至節。

蘇子容回國後將此事稟報皇上，皇上高興地說：「你講得十分正確！」

蘇子容是個傑出的外交家，他回答遼國人的提問十分巧妙。遼國人突如其來地讓他評價了宋、遼兩國曆法的正、誤，這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如果說宋朝的曆法正確，那就等於否定了遼朝的曆法，不免有礙於外交禮貌；如果說遼朝的曆法正確，那更不妥當。這個時候似乎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蘇子容的回答十分巧妙，對兩個國家的曆法都做了肯定，既表達了對遼國的尊敬，也無損於自己的國家。

很多時候，人們視「中庸之道」為牆頭草的行徑，十分瞧不起，其實這是對「中庸之道」的誤解。「中庸之道」作為中國儒家的至高原則，肯定有其獨到的價值所在，正如歷史上的事例所證明的那樣。我們在做事時，要體會其精髓，正確加以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