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很喜歡旅行，其實從上世紀七○年代末以來，他常年都在環球旅行。現在，每年有一百五十天，肯特是在公司包機上度過的。作為一名土耳其外交家的兒子，他非常善於在環球旅行的飛機上結識新朋友，有時飛機還沒落地，他就已「搞定」了目標市場的重要人物。

幾年前，在阿爾巴尼亞旅行數次後，肯特很想在當地開設瓶裝飲料廠，但公司無法從當地政府那裡獲得許可。一位朋友勸肯特去拜訪一位十分了解當地政壇的醫生。到了醫院，肯特發現候診室裡沒有椅子，候診病人都坐在箱子上。肯特就站著等了一會，此後，他見到那位醫生，並在聊天時說：「我對在你們國家投資很感興趣。」

三年後，這位醫生成為阿爾巴尼亞第一位民選總統。此後，可口可樂公司在該國開設第一家瓶裝飲料廠，由醫生成為總統的薩利‧貝里沙為新工廠剪綵。肯特對這次經歷一直記憶猶新。同樣的經歷還有很多。

肯特非常善於和各種各樣的人結交朋友，這一點是當外交官的父親遺傳給他的。二○○八年當肯特接替艾斯戴爾成為可口可樂的CEO時，歐美的報紙甚至登出這樣的標題：「這得益於他那辛德勒式的父親。」

父被稱土國辛德勒

肯特的父親是已故土耳其外交官納達特肯特（Necdet Kent），身為伊斯蘭教信徒的老肯特在二戰時被派駐到法國，曾發放數以千計的公民身分證給遭納粹分子驅逐出境的猶太難民，讓他們設法逃到法國，保住性命，其中也有幾十個外交官。

一次，在一列開往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火車上，老肯特不屈不撓、毫不氣餒地和納粹軍官周旋。最後花了一個半小時，說服他們放出了七十個土耳其籍猶太人。

在老肯特過世後，肯特曾多次代替父親去領人道主義的獎章。「我的父親一直在努力。」有一次，肯特忍不住淚流滿面：「我現在也是。」

肯特身上一半是外交官血統，一半又有著濃厚的土耳其農民味道。他的支持者們說：「他就像一個活廣告。」

一度離開可口可樂

肯特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生，在土耳其長大，後來到英國赫爾大學攻讀經濟學，並在倫敦城市大學取得管理學碩士學位。取得碩士後，肯特返回土耳其服兵役。幾年後當他到美國時，身上只有一千元。

肯特最初和紐約市的叔叔住在一起。在報紙上，他看見可口可樂公司的招聘廣告。一九七八年肯特進入可口可樂公司，一待就是二十年。

在那裡，他先是負責可口可樂土耳其和中亞地區的業務。隨後，被任命為副總裁。在可口可樂國際部，肯特一直在阿爾卑斯山地區的各國間穿梭，負責二十三個國家的銷售。

一九九九年，肯特離開可口可樂公司。他說：「那時，可口可樂已經被傲慢迷住了眼睛。事態大概是從一九九七年開始，這家大公司甚至開始停止增長。」

離開可口可樂後，肯特又回到土耳其。他在埃費斯（Efes）飲料集團擔任高級主管，並把這家歐洲飲料企業的版圖拓展到中國。二○○五年五月，肯特重新加入可口可樂。他說：「我很幸運，我始終在世界上最好的一個行業裡。」

看好非洲商機

接棒任CEO後，為了讓可口可樂重回競爭行列，肯特加大了新興市場的投資，包括中國、印度等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成為肯特的目標，近期則加強開拓非洲市場。肯特說：「我們不能再傲慢下去。」

肯特認為，非洲未來十年可能大受矚目，就像過去十年的中國和印度。他說：「非洲人口特別年輕有活力，整個非洲的國內生產總值高於俄羅斯和印度，是規模龐大的經濟體。」

而在大本營美國，隨著人們對健康的日益關注，可口可樂和競爭對手百事可樂的主打產品碳酸飲料，逐漸被消費者所拋棄。為扭轉這一頹勢，肯特決定進一步擴大非碳酸飲料的市場。二○○八年，可口可樂的碳酸類飲料在北美地區銷售量同比減少百分之三，但是非碳酸類飲料銷售量同比增長百分之五。

同年，可口可樂在全球增加的飲料銷量中，有百分之四十二來自非碳酸飲料和低熱量飲料，其餘百分之五十八來自碳酸飲料；與二○○○年相比，非碳酸飲料和低熱量飲料的占比增加百分之八。而在可口可樂全部飲料銷量中，非碳酸飲料和低熱量飲料的占比從二○○○年的百分之十一增加到二○○八年的百分之二十二，剛好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