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有很長一段時間，大約從六○年代至九○年代之四十年間，台灣的文藝思潮文化導向竟是由幾家大報的副刊引領的。《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便是當時的文化重鎮之一。七○年代中，「人間」副刊開闢「海外專欄」，由高信疆主編，《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先生曾數度邀我到報社，要我對「海外專欄」提一些意見，由此與高信疆結識。那時信疆正是年少英發，有理想、有抱負，推動文藝，有極大熱忱，他本人寫詩，筆名高上秦，因此他亦有詩人的敏感。「海外專欄」高信疆編得有聲有色，不久，「人間」副刊由他主掌了。

那時節台灣還處於戒嚴時代，報刊媒體受管制，政治社會版面大同小異，唯有副刊可以獨樹一格，標示一份報紙自己的個性風貌。一時「人間」副刊、「聯合」副刊、「中央」副刊、「中華」副刊，各家爭鳴、各展所長，造成了台灣報業的「副刊時代」。

自從高信疆入主「人間」以後，原本各報副刊競爭激烈的局面，更為之一變。《中國時報》本來就比較自由開放，信疆有雄才，「人間」副刊正是他一展身手之地。信疆的作風新銳，創意多，而且喜歡打擦邊球，有時會撞到紅線，觸及執政黨的禁忌。幸虧余紀忠先生重視副刊，很賞識這位年輕主編的才華，替他擋掉不少風險。但對當時正在求新望變，渴望思想解放的文藝界、知識界來說，高信疆的「冒進」風格，很有吸引力，尤其對年輕一代的讀者，影響深遠。那時我每次回到台北，都有機會與信疆促膝長談、深夜對飲。他在主編「人間」副刊那幾年應該是他事業上最有成就，意氣風發的時期。言談間，我也感覺到信疆對於他一手把「人間」副刊拔高起來，獲得文藝界舉足輕重的地位，多少感到幾分自豪的。

當時能與中時「人間」副刊分庭抗衡的是《聯合報》副刊，主編詩人←弦，沉穩細緻，圓融周延，手下也帶領了一群幹練的子弟兵。「人間」與聯副，兩家副刊之間的競賽，時常到了分秒必爭的地步。一九八二年，我的舞台劇《遊園驚夢》在台北上演，中時與聯合兩大報破天荒同時贊助支持。於是兩家副刊便也卯起勁展開了一場擂台，你一招，我一招，幾乎每天兩邊都有推介「遊」劇的文章刊出，熱鬧非凡。《遊園驚夢》上演的過程其實十分崎嶇的，開始的時候得到《中國時報》不少援助，而信疆則在其間默默替「遊」劇奔走斡旋，出了很大的力。「人間」副刊與聯副的相互激盪，其實給台灣文壇注入了一股巨大動力，替台灣文學開創出一番嶄新氣象。

高信疆愛才，在他主編「人間」副刊任內的確發掘了不少年輕一代的作家，有幾位作者，日後都卓越成家。當時《中國時報》的小說獎是文學界的一項重要指標，信疆邀我做過幾次評審。我參加第二屆小說獎評審，首獎是黃凡的〈賴索〉，那是一篇政治諷刺小說，筆鋒犀利，形式新穎，信疆頗為讚賞，還特地把黃凡帶到我家來。信疆自己有才，所以他也惜才。

八○年代中，高信疆竟然離開了「人間」副刊。外界的壓力逼使信疆不得不放棄他曾花多少心血灌溉過的文藝園地。我們都為信疆叫屈不平，而且替台灣文壇惋惜，失去這樣一位幹才。信疆在美國巡遊一陣後，也曾到香港另闢天地，可是香港的媒體生態與台灣報業迥異，文化氣息不濃，與信疆的個性方枘圓鑿，施展不開。香港的文藝圈太窄，容不下高信疆這棵大樹。後來信疆又到北京去，我想他原本抱著希望，把他在台灣文化界開疆拓土的一身本事，帶到北京去，替中國文化做一番事業。以北京文化底蘊之深，在正常的情況下，信疆很可能闖出一片天來，但時機未到，當前的北京政府對媒體控制仍如五花大綁，以信疆濃厚自由主義的傾向，他是不甘受拘的。

二○○四年十一月，我製作的崑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北京二十一世紀戲院上演，那是這齣戲首次在北京登台，媒體宣傳很大，三天晚上的戲都滿座。我知道信疆在北京，便請他去看戲。那天晚上戲院裡人氣很旺，青年觀眾特別多；北京各大學的學生紛紛到場，台下反應十分熱烈。信疆坐在戲院裡看得很激動，我看見他在默默掉淚。那晚他的感觸一定很深。青春版《牡丹亭》是兩岸文化戲曲精英共同打造的一項藝術工程，台灣這邊創作組的人士都是信疆熟悉的。台灣人創造出來的藝術品而能引起大陸年輕人如此熱烈的反響，這是信疆所樂見的。那天晚上看完戲，信疆意猶未盡，約我及許博允等人到北京一家風格極前衛的酒吧去喝酒，他非常興奮，跟我們侃侃而談直到凌晨，剎那間，我們似乎又回到八○年代在台北歡聚暢飲的時分了。在北京寒風惻惻的夜裡，獨自目送信疆踽踽離去，心中竟不禁一陣憫然；如此人才，真是可惜！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信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