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文忠（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佛教中國化實際上就是在中國的人間化。也就是，我終究是在人間跟你談這件事。然而，在歷史上，佛教就不是中國文化，也不是統治者最關注的。確實，統治者有很多個人是親近佛教的，比如唐太宗和玄奘大師的私人關係就非常好，但是，他用來統治國家的，往往是雜用儒、法。很有意思的是，唐太宗和玄奘大師關係那麼好，但是他更看重科舉，在城樓上看到新科進士魚貫進入城門，就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意思是，天下有本事的人都通過儒家的科舉考試制度，主動地、爭先恐後地進入我掌握之中。因為我有功名利祿，有此世的力量可以攏絡你，當然也可以打擊你，反正你不能離開我。

佛教在中國傳統當中的處境，有絢爛的一面，也有艱難的一面，所以才有不斷的滅佛，幾次滅佛的規模都是非常大的。在佛光山，大師把佛首送回河北，這是非常了不起的。雖然大陸的佛教歷史那麼長、寺廟那麼多，這樣的佛陀頭像實在並不多。我們要找古代的金銅佛像，也就是金屬的銅像，大一些的，漢地大概很難找到了，找到的一般也是殘缺的，就是因為毀佛太多。佛教在這樣的文化傳統當中，其實滿困難的。

晚清時期 興起居士佛教

到了近代，中國佛教，特別是漢傳佛教，已經非常苦，但它還有殘餘的力量，特別是對精英士大夫還有號召力。譬如譚嗣同，「戊戌維新」志士之一，他曾說：「變法都要流血，天下沒有不流血的變法，如果要開始流血，就從我開始。」譚嗣同是金陵刻經處楊仁山大居士的弟子，這種精神就來自大乘佛教的烈士精神。我在《玄奘西遊記》裡也提到過烈士精神，這正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如果有一個人沒得度，我絕不成佛。這種烈士精神激勵了一代人。不過，受激勵的幾乎全部是精英知識分子，而且人數很少。

在清朝晚期的整個民間，佛教的力量已經不太大，出現了大面積衰敗。清朝晚期距離今天只有百來年，我們可以看到，在當時的小說中，僧人、比丘尼的形象都是負面居多，得不到大家的尊崇。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最能反映那個時代。

從正面來看，這些情況促成了「居士佛教」的興起，楊仁山是居士，歐陽竟無是居士，熊十力是居士，韓清淨是居士，徐森玉是居士，呂秋逸是居士，包括大陸地區具有最高威望的佛教領袖趙樸初，也是居士。

現在我們把居士佛教興起當作成就來看，但是真要站在佛教傳統來看，這是不對的，因為「僧寶最高」，這是佛陀有戒律規定的。佛教之所以成為佛教，其根本之一乃是因為有戒律。戒律中說，居士雖然修為很高、是善知識，但是在寺中並不可以領導僧團，因為你不是僧人嘛。隋唐、魏晉南北朝時代，高僧如雲；到了宋、元、明、清，漢傳佛教高僧的比例和出現的頻率愈來愈低；到了清末，就完全是居士在領導佛教，決定佛教的一些事情。佛教遭到挑戰，比如廟產要毀掉，主要還是居士先跳出來反對，要拯救廟產，僧人反而降居次要地位了。

科學迷信 勢力強大無比

這個情勢發展到後來，佛教就肯定會面臨極大困境。更何況，到了清末的時候，佛教竟然開始逐漸失去「定義自己的能力」。你們看，當時那些居士所寫的文章，已經沒有這股底氣來跟大家說「佛教是什麼」；不像星雲大師常說「佛教是人間佛教」、「佛教應該怎麼樣」，日常行為應該怎麼樣，佛光青年應該怎麼樣，佛光家庭應該怎麼樣，說得非常清楚。但是在一百多年前，居士的文章都怎麼寫呢？都寫佛教「非宗教、非哲學、非科學」。

那佛教到底是什麼呢？當然有人會說「佛教講空、講無，我們不定義」，其實佛教沒有這種說法。我曾編過一本很厚的書，收錄了很多當時的文章，題目都是這樣，像「佛教非科學」，佛教要和科學吵架，要和科學爭論，你科學講你的科學，我佛教講我的佛教，佛教連自衛的能力到清末都比較衰弱了。

清末民初，有兩種來自西方的基本觀念，一個是科學，科學至上，一切都必須是科學的；第二是基督教的教義學說。我們知道星雲大師剛到台灣時，面臨的就是基督教一統高層的局面，蔣宋美齡是基督徒，老蔣總統也是基督徒，據說老蔣總統是為了追求夫人才改信基督的。

大師剛到台灣的時候，佛教真的沒什麼地位。而且近代以後好像「科學至上」，人們把宗教等同於迷信，迷信當然等同於愚昧，愚昧當然等同於落後。這個觀念源於當時我們和西方國家老打輸，打不過就覺得「哎唷，我們這個民族不行了」，當時人認為民族要生存就必須快速現代化，要現代化就必須拋棄自己的傳統，他們認定傳統和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堅信必須科學至上。所以，儘管五四運動的口號是科學和民主，其實到底是不是、有沒有講科學、講民主，這是大概連鬼都不知道的事。照我看，當時確實有一種迷信，叫「科學迷信」，科學能夠決定一切，就這樣直到現在，勢力強大無比。

我們知道，中國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對自己的傳統和信仰愈來愈失去信心、愈來愈去毀壞蹧蹋的過程，結果現代化沒有成功，但是自己的傳統和信仰已被蹧蹋殆盡。

1949年國民政府遷到台灣，大陸由另一個政府執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到後來，可以說根本沒有了傳統和信仰這些東西，在台灣的人很難了解這些天翻地覆的變化。比如，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在1949後的大陸曾經有2、30年是負面的，連孝順都是反動的。正面的就是革命，台灣也講革命，其實大陸和台灣很像，都講革命、講同志，但意思卻完全不一樣：國民黨的同志，是共產黨的敵人；國民黨的革命，是共產黨的反革命。1949年以後，佛教不僅被視同落後、愚昧和迷信，更被視同反動。

佛教艱困時代 大師誕生

舉個例子，佛光山設立了很多慈善公益基金，我們當然認為功德無量。我自己也擔任了上海市政府所辦的慈善基金會的理事，但是在20多年前，這個單位要申請「慈善基金會」掛牌，卻遲遲無法獲准，因為當時的政府部分還認為「慈善」是個壞名字，至少是很可疑的名字。1949年以後，慈善一直是被批判的，是反動的，是欺騙人民的，是壞的，導致即使政府自己要辦一個慈善基金會，卻連牌子也批不下來，要求不能叫「慈善」，可以叫「公益」。後來因為上海的領導堅持要叫「慈善」，又正好遇上浦東改革開放，才由浦東的民政局壯著膽，把「慈善」這兩字批給了上海人民市政府主辦的慈善基金會。

我們小時候，電影中的壞人都叫「善人」，名叫「善人」的都是壞蛋，無惡不作，沒一個好人，而且這些人基本上都姓「錢」。因為1949年，在大陸有錢就是罪過，壞人都姓錢。小時候我曾問我爸：為什麼這麼倒楣，姓錢？我爸說這也改不了啊。今天當然不一樣了，錢可是最受歡迎的，誰都想要。

所以1949年到1976年的大陸，基本上是很多基本觀念被顛倒的時代。佛教本來從清末起力量已經不大，又經過這樣的顛倒，佛教在中國文化中的慧命已經細若游絲。而佛教就是在這樣非常艱困的背景下，幾乎要像在印度那樣滅絕的時代，誕生了星雲大師。

大家要知道，有些事情不能想像，在我心目中，從來不認為大師是凡人。大師或許主張「人間佛教」，強調自己只是個老人家，什麼都沒有，就是12歲出家當和尚，有佛法就有辦法；大師可以這麼說，咱們不能這麼信，我就不信大師是凡人。

文革浩劫 毀壞傳統信仰

這次慧是法師精心安排我上佛光山（2017年9月5日），今天有件事讓我非常震撼，但是我相信山上的所有師父和信徒不會有這種感覺。我看見有塊碑文，上面說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開山，我當時就愣住了。你們知道5月16是什麼日子嗎？那是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日子啊！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516通知，開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以毀壞人類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為重要目的的運動。試問哪個文明裡，有把老祖宗的文化全都毀掉的運動？歷史上有十字軍東征，那是打進人家家裡，拆毀別人的東西；印度也有伊斯蘭教傳入毀壞佛教，燒掉那爛陀寺，殺掉僧人，可都不是自己毀壞自己的東西啊！

1966年5月16日開始文化大革命，把傳統文化毀壞殆盡，僧人幾乎全部被趕回家。例如星雲大師的師父志開上人的遭遇大家都知道，要不是大師1994年帶著慈容法師和慈惠法師回大陸給志開上人造塔，在大陸誰還知道志開上人？誰會知道志開上人培養出星雲大師這樣一個弟子？那是因為大師心存感恩，回到很偏僻的海安，找到已經圓寂的志開上人的後人，並為他造塔。志開上人他們都是被趕回家的僧人。（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