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心耘

孔門有一段頗為耐人尋味的對話。向來有博學多聞形象的孔子，一天突然問子貢，是否也認為老師的學問來自廣學多門、博聞強記？子貢有點意外，回說：是啊，難道不是？孔子遂正色說道：「非也，予一以貫之。」

貫串孔子思想體系的「一」具體指的究竟是什麼，他老人家沒說。但子貢有一回請教孔子：老師教導的眾多美德如果只能擇一終身奉行，那該是什麼？孔子給的是「恕」，緊接著補了一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對「恕」的定義，不是後世直覺認定的寬恕，而是將心比心。基於對人性的高度理解，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認清生存與生殖原是人類最底層的基本需求，予以高度包容；以高標律己的同時，僅以低標責人。卻不想後世儒家顛倒成「嚴以待人，寬以律己」，因此質變成以「理」或「禮」吃人的怪獸。

拋開後世流弊，上溯孔夫子思想淵源、滿載聖王賢相事蹟的《尚書》中，與「嚴以律己，寬以待人」等義的「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出現在〈伊訓〉，商代老臣伊尹苦口婆心力勸剛剛登基的新君太甲，務必自我約束。

爾後商代賢君盤庚自陳：「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國家治理但凡有任何不當，擔荷責任、遭受天譴的，當然是我這個天子。轉成周武王的說法，則是「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體現的是以一己承擔罪責的同類思惟。

孔子從浸淫《書》得出的人際對應原則，是「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有功則讓，有過則攬。這個概念，始終清楚地體現在孔子「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的教學，律己必嚴苛，待人則寬厚；「攻其惡，無攻人之惡」，痛切檢討的對象必然是自身，切莫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他人。

道德仁義儘管被視作儒學的標配，但從《尚書》以降，我們不難覷見一個清楚至極的訊息：儒學的道德高標，最初的訴求對象原是高踞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在位者，亦即原始意義的「君子」。

孔子為平民百姓敞開原先專屬於貴族的教育大門後，逐漸將「君子」、「小人」的區判，從「有位」與否轉成「有德」與否──前者取決於先天的血緣，哇哇落地幾乎就已成定局；後者則取決於後天的努力，仰賴的是個人對道德理想的嚮往與不當欲望的節制。換言之，從「有位」轉成「有德」，是將原本取決於「命」者，轉換成操之在「己」。

有德君子一旦得天時地利人和，躋身為有位的君子，必然有望造福天下百姓。因此孔子之所以設定道德高標，不妨視作是對這群「君子」與「準君子」的預備教育，乃為日後承擔經世濟民的大業而開設，因而標準奇高；但轉身面對普羅大眾，標準幡然一改，變成平實而寬厚的低標。

「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以「道」的超越標準律己的同時，僅以最低的「不傷人」要求小民；「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能者愧人」，即便自己揮灑自如，也不以同一標準要求他人，遑論以此責難他人。

一旦通讀古書，就不難理解《尚書》以降，孔子、孟子等先哲大儒固然以君子作為理想，但從不罔顧現實，將君子的高標置諸大眾小民。成為君子只能是自覺的追求，而非迫於外在勢力的無奈選擇。

「憂道不憂貧」，一心追求理想，不以貧賤掛懷的，只能是君子，不會是一般大眾；「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坦然面對困頓而不改其志的，仍然只能是君子。可君子一旦置身高位，面向小民，卻是「飲之食之」，先滿足百姓的民生需求，而後才「教之誨之」，訴諸人倫教化，造就更為和諧的理想社會。

儒家的境界固然可以極其高明，但不離日用平常才是它的基底本色，人際往來，核心不離「仁」與「禮」。孟子所謂「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其實是非常素樸又非常到位的詮釋，出於愛人敬人的初衷，體現為因人、因時、因地制宜的對應。一派溫情脈脈底下，是對人的真心關懷，而非自以為是的價值霸凌。

也許，這才是孔子心中那把尺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