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兆貴

再說蘇武牧羊。這個典故，有民間傳說，更有史實為證。

天漢元年，蘇武以中郎將身分持節杖出使匈奴，這本是一次常規的外交任務。不料匈奴發生叛亂，蘇武受牽連被扣留。面對單于威逼利誘，蘇武凜然回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遂持節牧羊於北海苦寒之地十九年。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班固在《漢書》中的這段記載，感人至深的不只是蘇武肉體承受的苦難，更是那支「節旄盡落」的節杖──物質形態的節杖隨時間消損，精神形態的氣節卻日益光輝。

蘇武最終歸漢時，「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唯有那支殘破的節杖見證著他的忠誠。那支漢節，已超越代表身分的信物功能，成為國家認同、文化歸屬和精神信念的物質化身。蘇武與節杖之間，形成了一種近乎神聖的共生關系：人賦予物以意義，物支撐人以精神。

在國家尊嚴問題上，如果說晏子的應對是動口不動手，是「使不可辱」的典例；那麼，王玄策的應對卻是奮起反擊，是「使不可殺」的典例。

據《舊唐書》記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王玄策以正使身分，同副使蔣師仁率三十餘人借道吐蕃、泥婆羅，再次出使天竺。不巧的是，倡議與大唐友好、曾接見過玄奘的中天竺國王尸羅逸多去世，大臣阿羅那順趁內亂之機篡位，並發兵圍捕王玄策一行人。唐使悉數被擒殺，只有王玄策和蔣師仁連夜逃了出來。

王玄策雖是一介文臣，但是受此奇恥大辱，哪裡咽得下這口氣？於是便向泥婆羅和吐蕃借得精銳七、八千人，一舉踏平中天竺。隔年五月，王玄策將俘獲的阿羅那順及王妃、王子等萬餘人押解到長安。唐太宗大喜，拜王玄策為朝散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