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善不足以為政」，見於《孟子》的〈離婁篇〉，意思是說：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不能只憑一腔好心善念來領導人；而是要效法先王的仁政，才可以平治天下。所謂先王，當然是指堯、舜而言；堯、舜的仁政，當然不是濫好人的鄉愿之道！而是要：一、愛人、知人，愛人才能夠以同理心待人，才可以使彼此無怨；知人始可以舉賢德而用之，當年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社會清明，小人不能亂政。二、能斷、敢斷，能斷得有識見，敢斷需有膽識。《尚書‧舜典》記載：「舜誅四凶：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管仲告訴齊桓公，沒有決斷力，不能成就霸業，正是此理！

唐敬宗作了國家的領導人，卻遊戲無度、性格褊急，動不動就打殺身邊隨扈，搞得宦官、護軍人人既怨且懼。寶曆二年（西元八二六）十二月的一個深夜，他捕了狐狸回來，就和宦官劉克明等一干人喝酒作樂，大醉中被弒，死時才十八歲、皇帝才當了二年。於是，宦官擁立敬宗的弟弟李昂，是為文宗。

文宗用裴度為相，勵精圖治，當其在位，四夷不敢作亂，一身繫國家安危二十幾年，郭子儀之後，此一人而已！文宗又去奢從儉，即位之初，便下令：「中尉以下不得穿紗縠綾羅」；駙馬韋處仁不過穿了一件當時流行的夾羅巾，就訓斥他：「朕所以將新豐公主嫁你，是看重你們家風清素；你卻追逐時尚，太令朕失望了！」他又展示洗了再洗、穿了再穿的龍袍給群臣做典範，群臣當然讚美皇上的儉德；當代書法大家、翰林學士柳公權卻說：「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重要的是怎樣近賢臣遠小人，納諫諍，明賞罰，以提昇國家的太平之治。至於展示洗了再洗、穿了再穿的龍袍，不過小事一樁，和致治沒有必然的關係呀！」

他又延訪朝野賢達的政事意見，表現出唯才是用的意圖，在和工文辭、有口辯的李仲言一談，驚為奇人，準備重用而徵詢李德裕之見。德裕說：「仲言因王守澄（這是宦官頭子）而晉見，陛下豈不知其為人嗎？」皇帝說：「難道不容改過嗎？」德裕說：「臣只聽說顏回能不貳過，不聞其他。」

皇帝又要重用鄭注為工部尚書，乃問戶部侍郎李玨：「卿知鄭注的為人如何嗎？」李玨說：「臣豈只知其姓名？甚且深知其人品的奸佞！他好穿鹿裘，自居終南隱士的清流人物，實際是熱衷功名、奔競鑽營之徒，他不也是王守澄引薦的嗎？陛下豈能與之親近！」但是，文宗終究還是倚畀了他們。

唉，難道當時沒有人才可用嗎？不，除裴度、李玨、柳公權之外，還有劉蕡、宋申錫等等；只是他信之不篤，不能放手而已！

太和二年（八二八），賢良方正劉蕡在和皇帝對策時，極言宦官之禍；文宗是宦官王守澄等所擁立，文宗何嘗能夠忍受他們的跋扈專橫而亂政？但他不敢用劉蕡之策。第二年，他終於看出了鄭注、李仲言的嘴臉，更受不了王守澄的擅權；但是，皇帝走的不是明正典刑的王法之路，而是勾結大臣陰謀殘殺的手段。

文宗以為翰林學士宋申錫沉厚忠謹，可倚以大任，便密令他誅除宦黨；申錫乃聯合京兆尹王璠舉事，王璠為了討好王守澄而洩其謀！守澄乃先下手為強，告宋申錫要擁戴漳王李湊造反；文宗居然相信殺了宋申錫！後來，他和丞相李石談起這事，流著淚說：「朕知誤殺了申錫，只是奸人逼朕，朕莫如之何呀！」於是，又定一計，以為鄭注既是王守澄的黨羽，不如用鄭注殺守澄，來個窩裡反！果然酖殺了王守澄，卻引發了有名的「甘露之變」，政權反而落在更狠毒的仇士良手裡！

他死前一年，坐在思政殿上，召值日學士周墀，問說：「你看朕是怎樣的皇帝呢？」周墀當然說是堯、舜之主啦，皇帝流下淚來，說：「朕豈能比堯、舜？恐怕連周赧王、漢獻帝都不如呢！」周墀驚訝得跪倒說：「陛下怎可自比亡國之君？」皇帝痛哭失聲：「赧王、獻帝只不過受制於強藩，朕竟逼辱於家奴！」於是君臣對哭，皇帝從此再不上朝視事；明年，開成五年（八四○）駕崩，死時才只三十三歲的青壯年。

宋朝幫司馬溫公寫《資治通鑑》的范祖禹寫到這一段，感慨地說：「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宮闈，正紀綱 ；卻有其志而無其材，又且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敦厚，勤於庶政，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而主威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沒世。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豈不是文宗的寫照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