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a》編舞家瓦旦以印尼「噹嘟樂」(Dangdut)為創作靈感,將移工們在不穩定的處境下,藉由音樂尋求身體安定感的共振狀態,置放於舞者之間。圖/國家兩廳院提供
【記者曹麗蕙台北報導】印尼編舞家艾可.蘇布利陽托(Eko Supriyanto)與台灣太魯閣族編舞家瓦旦.督喜,在疫情下跨國共製,交換彼此舞團舞者,從克服視訊隔閡,到來台隔離後實體赴花蓮排練,醞釀三年,創作出全新《AriAri》、《Ita》雙舞作,透過舞蹈詮釋當代社會中,人與人間情感交流的多種樣貌,也激盪出更多不同火花。
艾可從小有爪哇傳統宮廷舞蹈及印尼班卡席拉武術的深厚訓練,並曾擔任瑪丹娜2001沉淪世界巡迴演唱會的舞者,並於2018年於雅加達亞運會的開閉幕式演出節目中擔任編舞家,備受歐洲及國際舞壇矚目。
艾可表示,在爪哇語中,AriAri是胎盤的意思,而爪哇文化更將胎盤視為胎兒與母親之間最親密的聯繫,「孩子和胎盤就像是精神上的雙生子,一生中都像是一個守護、陪伴者的角色。」因此他藉由兩位台灣舞者的眼光,找尋「雙生子」之間獨有的經驗與感知,「希望傳達在這世上,我們都不是孤獨一人。」
《AriAri》為艾可.蘇布利陽托編舞,以爪哇神話AriAri作為創作脈絡,找尋「雙胞胎」之間獨有的經驗與感知,探索關係中最綿密的羈絆與關照。圖/國家兩廳院提供
《Ita》編舞家瓦旦.督喜,於2012年創辦「TAI身體劇場」,近年來更以《尋,山裡的祖居所》及《月球上的織流》作品,連續兩屆獲得Pulima表演藝術首獎。
「疫情的發生讓我在創作上轉向,回頭認識在這塊土地上,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或國家的人們,如何為了生存,在台灣打拼著。」編舞家瓦旦造訪移工的生活領域,被印尼「噹嘟樂」(Dangdut)啟發,創作了《Ita》。
「Ita在太魯閣族語中,代表『我們』的意思」瓦旦發現現代人面臨到心靈上的匱乏,因此都在找連結,因此這次他率領兩位台灣舞者,與三位印尼舞者合作,從各自身體文化脈絡出發,探索舞者間所產生的情感連結,進而創造出屬於「我們」的身體情境。
瓦旦分享:「《Ita》並非把每位舞者都變得一樣,或是多麽熟悉,反而是呈現一種零散、紛雜的多元狀態,讓每位舞者在保有『自己』的同時,卻又因分享、靠近而渴望安定下來,進而在相聚的當下,成為『我們』。」
《AriAri》、《Ita》4月8日至4月10日於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