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慧莉

五月，台灣疫情升溫之際，在世界另一頭的印度，正飽受第二波疫情的摧殘。曾因報導洛興雅事件獲得普立茲獎的路透攝影記者西迪基，這次將鏡頭對準看不見的「敵人」，見證世間悲劇與人性光輝……

生命 軌跡
電視記者 到普立茲獎得主

丹尼許‧西迪基（Danish Siddiqui）來自印度。大學念經濟系的他，後來又念了大眾傳播，以電視新聞記者身分開啟生涯。

在印度主要電視台擔任國防事務記者多年後，西迪基覺得自己在報導內容時，攝影本身比文字報導給予自己更寬廣的自由。此外，電視媒體只報導大型新聞，並未著墨於對印度境內有影響力的小故事。於是，他在二○一○年毅然決然離開收入頗豐的電視媒體工作，到國際新聞通訊組織「路透」擔任實習攝影記者。

攝影技巧做中學

西迪基對攝影最早的記憶是學校健行之旅前，跟鄰居借了一台相機，然後用一半的零用錢買了一捲黑白膠卷。之後，他在一所電影學校初遇正規攝影訓練，學習靜態攝影。後來，他在電視新聞台工作，對新聞攝影多有接觸，漸漸培養出自己在攝影方面的實戰經驗。

加入路透後，西迪基的第一個任務是陪同主攝影師拍攝印度每十二年就會在不同城市舉行的宗教慶典。對他而言，這個經驗非比尋常，他從中學到新式的拍攝手法、剪輯和製片技巧。

另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任務是，報導《貧民百萬富翁》小童星「魯比娜」（Rubina Ali）家中失火的故事。一場祝融讓魯比娜一夕間失去一切，包括她前往奧斯卡頒獎典禮時走紅毯的珍貴照片。不過，西迪基卻在這場不幸事件中看見小女孩的勇氣和毅力。

西迪基加入路透團隊後，深入過許多天災人禍現場採訪報導，包括二○一五年的尼泊爾大地震、二○一六年至一七年的摩蘇爾戰役、二○一九年至二○二○年的香港抗議、二○二○年的印度德里暴動、去年爆發於南亞、中東和歐洲的新冠疫情故事等。

新聞攝影座右銘

二○一八年，西迪基與其他五位路透同事因記錄報導洛興雅人難民危機，獲頒普立茲特寫攝影獎，這也讓他與同事阿比迪（ Adnan Abidi）成為首二位獲得此獎的印度人。

西迪基得獎後接受媒體專訪，談及了這項記錄報導的來龍去脈和所採取的新聞角度。

原來，洛興雅事件發生時，他正在家鄉新德里度假。得知新任務，他隨即銷假先回到自己的居住地孟買，再搭班機前往孟加拉。

由於無法進入事發地點緬甸，西迪基等記者團隊只能從邊界另一頭的孟加拉科克斯巴扎爾市（Cox's Bazar）著手，因許多洛興雅難民都逃至此處。在行使專業上，西迪基的座右銘是用一張照片表達一個完整的故事。幸運的是，他在路透得獎系列作品中所貢獻的兩張照片就拍出這樣的成效。其中一張可讓人看見洛興雅村莊在照片背景中燒了起來；另一張，則可見到一位洛興雅婦女倒臥在沙灘上，其他同胞則帶著自己的家當跳下船。西迪基表示，第二張照片才是自己所喜歡的，因為它將整個故事呈現在一張照片中，「照片中的人可以出現在任何地方，但重要的是要讓人看見他們為何在那裡。」

專業與人道取捨

而那張讓西迪基滿意的得獎作品，可是歷經天時地利人和的艱苦拍攝過程：先是搭車，再搭船到達拍攝地點，還要算準潮汐時間。安全上岸後，還得透過可靠消息得知難民上岸地點，再徒步一小時抵達該地點。之後，「守株待兔」數小時後，才終於得見難民船上岸。

由於得知這些難民過去從未搭船旅遊，在逃難過程中也多時未進食和飲水，西迪基可以想像他們上岸時的模樣，於是就傳神的拍下婦女上岸後筋疲力竭的倒臥在一旁的畫面。

事實上，曾深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拍攝報導的西迪基，發現拍攝洛興雅難民危機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只能見到種族遭迫害後身心受創的回應，而不清楚他們在緬甸時的遭遇。「難民們嚇到不願多說，甚至不敢置信自己仍活著，這增加了用一張照片完整呈現故事的難度。」

此外，在這場報導任務中，西迪基還面臨體力和情感上的挑戰。體力上，為了到達邊界區，他與工作團隊必須打赤腳徒步三到四小時；情感上，身為一個兩歲娃的父親，看到有小孩在逃難中溺斃，覺得好難受。不過，他慶幸自己總能在專業和情感間取得平衡，知道萬一有漁夫不小心把小孩遺落在水中，他一定會丟掉相機，趕緊下水救人。

百感交集
疫情下交織著 脆弱與偉大

西迪基目前是路透印度攝影團隊的主腦。近來，印度新冠疫情再度吃緊。他與工作團隊親上火線，從醫院、火葬場到墓園，用鏡頭捕捉到十四億印度人民在第二波疫情下的種種痛苦掙扎。

疫情下的容顏

西迪基與另一位文字記者用鏡頭和文字記錄這場人類苦難。此外，他也用文字寫下自己對這場疫情的觀點，除了讓人對這波來勢洶洶的印度疫情有更多的了解，也值得此刻亦陷入疫情膠著中的我們借鏡。

為了報導這場讓印度城鄉飽受摧殘的疫情，有時讓人很沮喪。

由於病床不足，死於家中、到院前的車裡、急診室外頭的病患大有人在。印度新冠確診病例已高達兩千八百多萬，每日新增人數有時超過四十萬，即便六月三日周四前已下降至十三萬人。

以人口比例來說，印度新冠死亡人數算很低，但比起死亡數字已經在下降的歐美來說，卻是在攀升的。

有些印度人說，四、五月疫情慘烈讓他們很難接受，因為他們相信糟糕的疫情在今年二月就結束了，那時新冠確診數和死亡人數比今天低很多。二月中旬，每日新增人數約九千人。

當時，已見選舉集會、市場群聚和大批香客參與宗教節慶。反觀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為了減緩病毒傳播仍禁止大型聚會。

去年疫情嚴峻時，印度曾封城，但總理莫迪這次拒絕再度封城，僅要求各州在重災區做些管制。印度衛生部則不願對政府新冠政策表達看法。

四月，為了報導大壺節朝聖活動，我來到恆河沿岸的聖城「哈里瓦」，當時有數百萬虔信者現身，他們相信泡在恆河裡能讓他們從生死輪迴中獲得救贖。四月稍晚，我回到新德里樂納亞克醫院（Lok Nayak Jai Prakash Narayan Hospital）時，嚇了一大跳。幾個月前我到過那裡，當時院方狀況一切井然有序，而今踏進急診室，一切迥然不同。

到處都很混亂，兩個男人擠在一張病床上戴著氧氣罩大口呼吸。所有的病患都搶著要氧氣，希望能獲得醫治，看到有新的病人進來都感到不知所措。

有家屬見到穿戴防護裝備的我，誤以為我是醫護人員，便求我幫他們的至親診治。其他人看到我的攝影機，就敦促我用鏡頭記錄他們的家人所遭遇的苦楚。院方代表表示醫院量能已經滿載，甚至可以說是平時量能的兩倍。

四月造訪過後，這家醫院急診室狀況緩解。院方代表也說，入院人數已從高峰期的每日兩百人下降至個位數。這位代表後來還以電話告訴路透，在氧氣和藥品供應上都已足夠，也有更多的重症病床、更好的醫療設備和人力，要應付未來其他波疫情將不是問題。

我也造訪鄉下醫院，那裡在不斷湧進新冠確診者後，醫療量能也接近崩潰。我甚至在比諾公家醫院（Bijnor Government Hospital）的急診室看見有四名病患在短短一小時內，就因呼吸困難而離世。院方代表後來表示，當時確診人數超乎預期，而他們也沒準備好，但現在已經準備好了。

不過，另一間於五月初造訪的聖家堂醫院（Holy Family Hospital），則未對現況表態。

鏡頭轉到墓園和火葬場，情況更顯悲戚。

一堆屍體在火葬場集體火化，熊熊烈火，讓我難以靠近拍照和攝錄。在墓園，也有多起葬禮同時進行。好幾次，我得放下攝影器材，參與祝禱，因為透過共通的舊識，才驚覺自己認識即將下葬的疫情受害者。

有些疫情罹難者和家屬特別醒目，如：太平間外，兩位穿著相仿的兄妹在父親死於新冠病毒後，安慰他們的母親；墓園裡，一名年輕人哭著祈求亡父的原諒，因為他覺得是自己把病毒傳染給父親的。

黑暗中見曙光

歷經這場疫情報導，西迪基表示，自己當了十四年的記者看過全球各種悲劇，但從未想到苦難和死亡會如此大規模的蒞臨自己所成長的新德里，五月高峰期時，光一天這城市就有四百四十八人死於新冠病毒，「這是一場看不見敵人的戰役，且讓人感到無處可躲。」

記錄過程中，除了有時難過到不能自已，西迪基坦承也很害怕染疫，更擔心將病毒傳染給家人。不過，他也從這場疫情中看見人性的光輝：一名服務於聖家堂醫院的二十六歲住院醫師阿加瓦（Rohan Aggarwal），在二十七小時的輪班制裡辛苦的照顧染疫病患；一群錫克教徒義工團隊發送免費氧氣給急需讓至愛存活的人們。

而阿加瓦醫師就像卡繆小說《瘟疫》裡那位發揮人道精神的醫師一樣，在關鍵時刻善盡職責、堅守崗位，並吐露心聲：「要救誰，本該由上帝決定，不該由醫師，我們只是人類，但這個節骨眼，我們也別無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