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素以「禮樂之邦」自居。「禮由外作，樂由中出」，「禮」和「樂」一直是儒家的傳統中心論述之一。諸子百家為了蓬勃而隆重的音樂制度，各持己見爭論不休，惹得墨子還祭出「非樂」之論。古代的中華民族的確是太重視音樂了，廟堂之上不僅以禮樂為國本，還設有樂官一職「采詩以觀民風」，藉著黎民百姓的音樂、詩歌，達到「審樂知政」的目的。官方以音樂做為典章制度的基礎，以此象徵國家的興亡衰微；民間也以音樂表現歡樂疾苦，直接或間接的呈現了生活百態。
隨著工業文明發展成熟茁長的西方藝術音樂，其實教會是它重要的醞床。不僅是韓德爾、巴哈、海頓等一些著名音樂巨匠，一生歷程與音樂生命都以教會為重要的主題來發展；西方藝術音樂的理論核心，似乎也圍繞著基督教宗教哲學的思維象徵，以「三位一體」的概念，轉換成「三度音程」為單位主軸，形構出一套機體的美學與操作模型。
多元文化的中國，自古就在這塊廣闊的土地上，展現了各個民族交會融合的特質。源自於印度的佛教，是中國歷史與文明重要的奠基者。漢語的音韻系統、敦煌石窟的藝術、十部伎的天竺樂、石刻的美學、變文與法曲、直項的五弦琵琶、水滸傳與思凡，佛教文化已經是中華文化血濃於水的一部分。
體質多變的中國，各個時代都有著文化上因應的策略與調適的問題。民國以後，西潮的衝擊使得中國的知識份子頓失文化自信，急速的轉型與變化，呈現了文化各個層面的不適與失調，在大張進步與改革的運動中，似乎一直缺少一種身心安住的力量。在意識型態取代宗教信仰的時代，人們的生活反映出一種文化的失語症，片段而又不完整的流露出無法連貫的傳統經驗。
深愛音樂，也自以為深諳音樂的我，一直視音樂為人間百態諸相。芸芸眾生以音樂細說人生；音樂則以其單位元素其實不多的音階、節奏等組合要素，緩緩而穩定的流經歷史的長河。西方的藝術音樂深層，結合並呈現了他們的宗教思維與精神特質；佛教的梵唄，同樣具有中國戲曲音樂的歌唱風格，保持了中國詩詞在歌唱中講求行腔及韻味的特質。著重自主性的基督新教，在音樂上展現了極大的創意與多元的風格；若從「審樂知政」的角度來看，則近年來創新佛曲的蓬勃與興盛，似乎也凸顯了佛教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現代社會普遍講求個人創意的藝術理念，似乎過於忽略音樂的歷史性與文化性意涵，而使得音樂的個人性與特殊性，大過於約定性與普遍性。當個人經驗取代歷史經驗時，一個時代的文化縱使多元，也同樣將面臨著因文化智能失傳而引起的類「失語症」危機。
忝為南華大學的專任老師，常常不自覺的會有這種基於佛教歷史傳統的啟發與聯想。聆聽梵唄與佛曲，不僅與歷史對話，也和心靈交會，總覺得它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生活。藉著音樂的欣賞與創意，可以表現及體悟心靈微妙的變化；如果任何心靈微妙的體悟都是一種見性之法，那麼佛曲的生活化、日常化現象，其實就是一種非常直接而有效的世間法。
音樂基本的原則與結構因素不難，要找到適當的樂音承載眾生複雜的心靈才難。如何讓星雲大師的語錄，藉著佛曲來展現當今佛教的大智與大悲，這件工作實在是很好的一個功課。
明立國（嘉義／南華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