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台北訊】高失業與低薪問題，多年來一直是年輕人最大的痛，部分青年每月還要擠出一筆錢償還學貸或奉養父母，這類「新貧庸世代」，已逐漸失去對生活、工作的熱情，「不婚不生」更成為新的國安危機，嚴重影響國家競爭力。

台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創辦人杜奕瑾說，台灣要擺脫低薪，必須改變過去的工廠與代工思維，改以「人才」思惟導向，建構像矽谷那樣重視軟體創新的環境，以培養出自己的軟體產業，「以work smart取代傳統的work hard」。

杜奕瑾認為，台灣不缺軟體人才，但在台灣傳統硬體公司卻「用不到、不會用」，高層也沒有管理軟體的經驗，最後這些人受不了就走了，有些甚至遠離台灣，到國外打拚。

杜奕瑾指出，要讓軟體人才願意回台，並帶動整體薪資水準提高，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引進國際重量級大企業來台設點，透過有國際競爭力的薪資水準，帶動台灣企業加薪。

另一個改善低薪的方法，則是政府的公權力。尤其，金融海嘯後，許多雇主採取彈性化生產，以因應全球市場波動，愈來愈多工作被外包化、約聘化或派遣化，這種「勞動力雇用權與使用權分離」的非典型勞資關係，讓派遣勞工承擔許多不確定的風險，甚至在年齡更低的求職者出現後，原來的勞工就成為用後即丟的「免洗筷」，以致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中華經濟研究院副執行長李淳指出，政府推動產業升級，當然是解決低薪的方法之一，但產業升級需要時間，無法立竿見影，因此除了棍子與蘿蔔外，還必須想辦法脫離殺價競爭的困境，「我們不要再做價格競爭，因為永遠有比我們賣更便宜的國家。」而台灣民眾也應改變「便宜是王道」的思維，認同專業服務的價值，才是擺脫低薪的釜底抽薪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