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選》古代傳統 佛教教育

黃夏年(世界宗教研究雜誌社社長、《世界宗教文化》主編) |2007.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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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是中國佛教界培養人才的必經之路。「法賴人弘」是佛教的一句至上名言。中國佛教從古到今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依靠了教內擁有一批精英,佛教內部一直有一套靈活機便的教學方式,培養人才的宗旨始終得到了貫徹,所以才擁有了今天輝煌的興盛局面。思考未來的佛教教育,必須回顧過去的佛教教育歷史,只有鑑古才能知今,才能對未來的佛教教育道路做到心中有數。


一、印度佛陀時代的佛教教育

據經典記載,佛陀經常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認為佛教教育是教人「示教利喜」,即是說通過佛教的教育活動,讓眾生有一個歡喜心,通過佛教的教育使人的心情愉悅,達到解脫的境界。事實上,佛陀就是通過這種教育的方式,將佛教推廣開來,使之在社會上有了更多的影響。

佛陀生前還主張要因人施教,同意用各種俗語來進行宣教,而且可以「開外學」。「外學」 就是佛教以外的學說,因為佛教將自己的學說稱為「內學」。《釋氏要覽》說:「佛聽比丘學外論,仍須是明慧強記者。」「佛許比丘遍讀。為降外道故。不許依其見解。《地持論》云:若聰明上智,能速受學者,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學佛法,一分學外典。」這裡的「外論」或「外典」即「外學」。

佛陀圓寂以後,佛教教育已經成為佛教的重要內容,主要在寺院裡開展,僧人們「午時食罷,齊暮講經,斯則處中者所務」。當時寺院裡辦有書院,而且擺放了不少的世俗的書籍,如印度祇樹園中,總有六十四院,通衢大巷。南有二十六院,中院北有六院。其中第三就是陰陽書院。

在佛陀時代,師生關係是互動的,經中說:「和尚於弟子,當生兒想。弟子於和尚,當如父想。」以法教子,故稱為「師父」。佛經中還要求弟子對師父要做到,「看和尚當具四心,一親愛。二敬順。三畏難。四尊重侍養承接。如臣子之事君父。如是展轉相敬重贍視能令正法久住。增益廣大」。弟子事師有五事,「一當敬難之。二當知其恩。三所教隨之。四思念不厭。五當從後稱譽」。或「夫為弟子當以五事敬事師長。一給侍所須。二禮敬供養。三尊重戴仰。四師教誨敬順無違。五從師聞法善持不忘」等等。同樣,師父對弟子也要呵愛有加,內外有別,關心弟子的成長:「毘奈耶云。弟子有五事,方可教訶。一不信。二懈怠。三惡口。四情無羞恥。五近惡知識。佛言但五法有一,皆須教訶。比丘問佛:如何教訶?有五法。一不共語。二不教授。三不同受用。四遮其善事不與依止。五不與同房。」

正是佛教僧伽裡的尊師愛徒,互相尊重的平等思想,使佛教的僧伽內部始終充滿了一種上下友愛的氣氛,保證了佛教內部的團結,使佛教事業後繼有人。


二、中國古代譯場教育到叢林教育

佛教傳入中國後,寺院擔當了佛教教育的責任,同時又是譯經的場所,負有傳播佛教文化的義務。所以寺院一直是一所佛教的學校。

(一)中國佛教教育的特點

中國古代,「學肆」代表了學習學問的地方,佛教也將其沿用,將僧人學習地方,稱為「學肆」。例如僧肇撰寫了《涅槃無名論》,給姚興皇帝上表說:「(僧)肇以微軀猥蒙國恩,得閑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年,雖眾經殊趣,勝致非一,然涅槃一義,常以聽習為先。」佛教僧人還將寺內辦學的地方稱為「省」,代表了學院。姚興為了禮待鳩摩羅什,「(姚)興自出候,別立新省於逍遙園」。僧人們在寺院裡生活,學習文化,研究佛教,不僅推動了中國佛教的發展,而且培養了大批的佛教人才。

古代的中國佛教教育被稱為「叢林式教育」,在培養人才的方式上,有兩種模式。

一是徒弟跟著師父學,師父有多大的本事,徒弟就能學到多少東西,之後徒弟還可以再拜其他師父,所以一個高僧往往要拜很多的師父,最後成為一名大家。玄奘法師就是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當他在國內已經不能滿足於師父的教育時,於是就到國外,向外國的師父學習。這種教育的特點在於,培養的人才,視野較窄,知識面的廣度不夠,以通一經者居多。像玄奘法師這樣具有全材的一代大德,每個朝代也只能出現幾個而已。

二是通過參與佛教文化事業後而學了東西。唐代以前,是中國佛教譯經的高峰,這時很多寺院都是著名的譯經場所,像當時西安的逍遙園,一次可以容納三千人譯經,大家在譯經時對佛教的名相和義理,互相討論,因而佛教的水平提高的很快,一些有才華的僧人因此脫穎而出,享譽僧界。這種教育的特點,可以開闊視野,但是對專一某派來說,還不夠深入。

笑隱訢禪師曾經對世俗教育與寺院教育的特點做過不同的比較:

「慈父愛子情無偏,家庭教育仍嬌憐。出從嚴師痛加鞭,責以成人期大全。瞿曇訓徒豈不然,說法鹿苑開人天。提攜三界出愛纏,金粟古佛分化權。彈偏擊小訶盲禪,毗耶示疾久未痊……」

笑隱訢禪師指出世俗教育的特點是「責以成人期大全」;佛教教育的特點則是「提攜三界出愛纏」的出世教育,而且佛教教育的方式是「佛言設教觀機緣,我初小乘示蹄筌。由漸入頓頓入圜,捨小趨大力勉栴。如登泰華未窮顛,如酌巨海霑微涓」。可見佛教的教育方法是循序漸進的對人才進行培養,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信徒生起正信。

古林大茂禪師與松隱小茂兩人曾就佛教教育古今不同的形式發生過爭論。大茂禪師認為:「教育英材,貴順時宜。你以古而行今,吾恐你與時違耳。時違而欲唱道,不亦難乎?」小茂禪師反駁說:「以古而行今者,儉也;順今而非古者,奢也。儉之病也,不過無人,然是其人亦至矣。奢之弊也,則獅虫出焉。獅虫既出,必成厲階。故傳云,與其奢也寧儉,其今日之謂與。」大茂禪師主張教育要順時,走與時俱進的道路。小茂認為,宗教教育是解決生死問題,應該追求的是古樸,返樸歸真才是最終的目的,所以佛教教育要仿古而不要順今。他說服了古林茂。

(二)唐代以後講肆教育

唐代以後,佛教已經完全中國化,特別是像天台、禪宗等民族特點的宗派出現,佛教教育的形式也開始轉型,隨著三教合一時代思潮的影響,佛教教育譯場式的「學肆」教育模式漸漸淡出佛教圈,取而代之的是以講經式為主的講肆教育方式。到了五代宋以後,寺院裡的講經制度已經成為規模,而且專門有一批致力於講經的僧人,在社會上都有影響。

據《百丈清規》介紹,當時寺院裡有專門講經的法堂,「將聽法時,大眾坐堂也」。並且規定如果講堂不夠,可以建立多個講堂,「《佛本行經》云:時比丘集一堂內,有二比丘說法,是故相妨,即造二堂。以比近故,迭相誘引,往來交雜,亂眾佛制。今後不得共一堂。及二堂相近,亦不得彼堂來此堂。此堂詣彼堂,不得憎惡法門」。對講堂的布置,也有具體的規定。

寺院對講經的活動非常重視,凡是講經的和尚,都有很高的榮譽,講經者被稱為「首座」,「首座之名,即上座也。居席之端,處僧之上,故曰也。尋唐世敕辯章檢校修寺,宣宗賞其功,署三教首座。元和中,端甫止稱三教談論。

蓋以帝王誕節,偶屬徵呼。登內殿而讚揚,對異宗而商搉,故標三教之字。未必該通六籍,博綜二篇。通本教之諸科,控群賢而傑出而脫。或遍善他宗,原精我教,對王臣而無畏,挫執滯而有功。膺于此名,則無愧色矣。次後經論之學,或置首座。三教首座,則辯章為始也。朱梁洎周,或除或立,悉謂隨時。今大宋有講經講論首座,乃僧錄之外別立耳」。此外,講經的和尚還有「都講」、「人中師子」、「法匠」、「經論元匠」等榮譽,他們都是「特精外(興,為)群儒所憚」之人。(上)

節錄自《普門學報》第卅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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