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允元

一九三八，戰事不只發生在遠方。敵機的炸彈，第一次落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

二月二十三日晚，《台灣日日新報》夕刊刊出一則號外〈台北、新竹敵機來襲 我戰鬥機即刻擊退〉，消息來源由台灣軍司令部發布。內容講述，本日上午十一時五分左右，台北飛行場上空突然出現敵機一、二架，投下炸彈約十枚。「或許是畏懼於我防空設施之完備，儘管是罕有的好天氣，卻自難以從地面辨識敵影的高度投下炸彈，是故炸彈落在距飛行場尚遠的位置，其中幾發命中了台北市東方松山庄的民家，除造成附近數名女性孩童死傷，並無太大損害」。午後一時，數量不明的敵機又現身新竹竹東街，但僅造成少數死傷便為我方戰鬥機擊退。

翌晨日刊的第一版，這則消息在大頭條〈三將軍堂堂凱旋，武勳輝煌〉的下方以普通字級的標題重複發布了一次。文末追加了警務局長談話〈台灣的人心極為安定〉，以及陸軍部新聞班中村中佐談話〈盲爆毫無效果〉兩篇報導。

無論傷亡損害多寡，日本的領土為敵機（此次任務，係由蘇聯航空志願隊以中華民國空軍名義執行）跨海投彈轟炸，這可是頭一遭，不可不謂大事。然而報導的敘事卻刻意地輕描淡寫、又洋溢著一種過分昂揚的正向能量，不難察覺，裡頭多少有點不自然的成分；追加的兩則官方樣板談話，想必是為了阻斷耳語的萌生。

進入戰時體制的一九三八，台灣的言論空間已甚為緊縮，這也深深戕害了島內新文學的發展。明明在前一年，文壇素人龍瑛宗（一九一一─一九九九）繼朝鮮人小說家張赫宙之後，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獲《改造》小說懸賞佳作，台灣作家終於一遂「進軍中央文壇」之志；但幾乎在同一時間，母國日本與中國間的戰事全面爆發，在官方的政策壓力下，三大官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台南新報》（一九三七年四月後改題為《台灣日報》）及本島人經營的《台灣新民報》相繼停止漢文欄，楊逵（一九○六─一九八五）主持的《台灣新文學》也在此時停刊，唯徐坤泉（一九○七─一九五四）主編的《風月報》仍能以「茶餘飯後的消遣品，文人墨客的遊戲場」的通俗文學型態存活於戰時之中。

初進入戰時體制的這一段期間，黃得時（一九○九─一九九九）在〈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一九四二）稱其為「空白期」：「支那事變爆發同時，本島的文學活動也招致暫時的停滯，直到昭和十五年（一九四○）一月一日的《文藝台灣》創刊以前的兩年半時間，只有《台灣新民報》上的新銳中篇小說的企畫之外，沒有文學活動亦沒有文藝雜誌。這兩年半時間可說是台灣文學運動的一個空白的時期。」

而在這之中最最寂寥的一九三八年，龍瑛宗更稱之為「文學之夜」。無論是文學的空白、或文學的黑夜，台灣文學史上的一九三八，是荒蕪得幾乎可以直接跳過的一年。二月陸軍特別志願兵令公布、五月國家總動員令實施、十一月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聲明發表，一波波自帝國的中心傳來；而殖民地文學家，在戰時體制中低調地活動著、觀望著，嗅著空氣中的複雜氣味與紊亂風向。若非故作無事，便是欲言又止。窗外有好多隻眼睛正在監視著。那些人穿著軍靴，來回踱步。

島內文學場域的板塊，也在這樣詭譎的氣壓與光線之中悄悄挪動著。一九三九年九月，西川滿（一九○八─一九九九）與北原政吉（一九○八─）糾集中山侑、長崎浩、高橋比呂美、黃得時、楊雲萍、龍瑛宗、楊熾昌、郭水潭、吳新榮等日台詩人，在台北明治製菓三樓結成「台灣詩人協會」，發行詩誌《華麗島》；翌年一月擴充改組為「台灣文藝家協會」，發行藝文誌《文藝台灣》。至此，在台日人作家正式取得了台灣文壇的主導權。而一度沉寂的台灣文學界，似乎也開始重新活絡了起來。

一九四一年五月，不滿西川滿編輯方針的張文環（一九○九─一九七八）、中山侑（一九○九─一九五九）率眾出走，另組啟文社、發刊《台灣文學》。只是，此時的活絡與喧囂，畢竟只能在軍部畫定的容許空間中進行。一旦國家時局需要，一聲令下，只能摸著鼻子被動員、被整編、被奉公。

這麼說來，一九三八的台灣文學界並非什麼事也沒發生的空白、或單純的黑夜。而是有人刻意把燈關上了。並將黎明的晨光，悄悄換上日章旗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