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馮建三 政大新聞系教授

近日得到機會，拜讀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之部分論文，有些領悟，同時衍生了一些比附，提筆略記。

有清一代，順治、康熙、雍正與乾隆四朝，共有文字獄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起，其中一百三十五起發生在乾隆年間。最富強的年代，卻出現最深廣的文字獄，已有前例，如同「蒙古勢力愈強，政局愈穩，對漢人、南人的防範也愈嚴」。與此對比，習近平出掌對岸國政不到三年，逮捕與拘禁政治異端人次，不計六四，似乎多於江澤民的十三年，胡錦濤的十年？近日再對維權律師大興干戈，兩百位相關人遭致盤問、警告或收押。

箇中原因是歷史的重覆，中國政局穩定而國家機器能力充沛，致使清朝與元朝的例子重現於當下？或是，這是內部經濟（如股市）問題叢生所衍生的治標手段，鎮壓不能了事，內部壓力即將盤旋引發更大的爆炸？又或者，這只是最高領導人的個性展現，如同雍正傾向公開辯論（雖然「強詞奪理」），因此有《大義覺迷錄》的廣肆發行，但乾隆卻剛好相反，信奉「萬言萬當，不如一默」，因此「直接查禁」。

清朝文字獄的漣漪效應之一，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力道最強的一波自我壓抑」。這種自我檢查的行為，不僅在前現代的中國，就是當前海內外各國，同樣也是存在，包括台灣特有的情況：不少文人為了怕用「日據」或「日治」而招惹「麻煩」，於是盡量迴避這兩個表述。

近日關於高中歷史課綱的爭論，表面上是對「日治」與「日據」等一系列用語，以及這些用語所被賦予的史觀之解讀，給予公開的呈現與討論，並未「迴避」。但這些史觀是不是能與現實對話，並不明朗，即便「古為今用」是千秋不易之理。

譬如，無論是中華民國史觀，或是台灣史觀，究竟與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不是能在聯合國…等等國際場合，取得自己代表自己的權利，會有關係嗎？秉持特定史觀的人固然可以說，不爭一時，只要千秋。先確認史觀，鞏固內部，據此再對外爭取對岸的理解而接受，或在國際政治的角力中，祈使對岸即便不理解也要接受。果真如此，哪一種史觀比較可能得到對岸理解，或在國際政治中脫穎而出？或者，無須史觀，我們還有一種吳豐山稱之為「智慧」者，足以讓在台灣主張獨立與統一的人，都能「滿足」，也可以讓對岸認為「貫徹了民族主義」，又讓「美國覺得不損其國家利益又能維持世界均勢」？

究竟台灣或中華民國這兩種史觀在現實上，是不是真有分別；是不是需要史觀，以及是不是真有這種「智慧」可以妥適安排兩岸關係，無不需要理性辯難的公共議論空間與論壇，加上感性交流所需要的公共影音戲曲空間，才能提供有效溝通與行動的基礎。

只是，王汎森說，長期政治壓力所形成的「文化無主體性」或「私性的文化」，「有燦爛的逸樂、有多采多姿的文化活動，但它們的根本性質是私性的…是不以公共討論的方式來處理政治相關的議題」，哪裡又僅只是在說傳統中國？理性或感性的公共空間，需要健全的新形態或傳統形態的大眾傳媒，才能棲身。在台灣，政治壓力不再是大的問題，反而是長期的政治不作為與偏差作為，致使從報章雜誌到影音與網路媒體，很難承擔理性與感性的公共空間之角色，這是更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