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洪蘭(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教授)

陳長文律師在報上呼籲媒體不要再助紂為虐，縱容政府首長和政客隨便信口開河，把「聽說」成為入人於罪的鐵證，每天把「給你死」、「腦袋裝大便」這些粗暴不入流的話放在第一版，還用大大的黑字標出來，使學生有樣學樣，在校園裡，也用這種粗暴的語言對待老師和同學。

的確，現在整個社會暴戾之氣愈來愈嚴重，我們在等紅綠燈時，眼睛都只敢直視，生怕多看了旁邊人一眼，惹來殺身之禍。如果我們不希望孩子在這種暴力的社會中長大，不願意每天打開報紙都是不堪入目的字眼時，我們就必須站出來，用大多數人的善去對抗少數人的惡，讓社會重歸祥和。

最近人間福報有一系列勸人為善的文章，讀了很受啟發，善報常在你最不預期的情況下出現，如果為了善報而刻意為善，那就不是善，是沽名釣譽了。例如有一篇「意外的因緣」。第一屆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結束時，星雲大師帶夏令營的學生去參觀佛光山剛落成的朝山會館，見識一下所謂西方極樂世界應該是什麼樣子。一九七四年的台灣還沒有什麼五星級的觀光大旅館，學生們都非常驚訝朝山會館的豪華。這時來了四位新加坡旅客，也跟著一起參觀，她們在驚嘆之餘，有一位說：「如果可以在這裡睡一個晚上，死了也甘願」。大師一聽，覺得這不難，就去找管理人員拿鑰匙，讓她們睡一晚。結果她們回新加坡後，寄了一張數十萬元的支票來感恩，並且從此全心支持佛光山的所有活動。

大師說他不向外界募款，佛光山許多捐款多半來自他誠心幫助別人，別人受了感動，自願奉獻的。例如有一個穿工人服的先生向大師詢問哪裡可以買到《台灣佛教寺院廟堂總錄》，大師雖然正要離去，但是有人需要幫助，便回頭去找，找到了最後的一本，送給了那位先生。第二年，大師在國父紀念館辦佛學講座時，這位先生自動來捐經書。後來大師要設立普門寺，他捐了三百萬元共襄盛舉。

在二十年前，這筆錢可以在台北買大樓的，這位先生說他曾去別的寺廟找這本書，別人看他是工人，都冷淡的敷衍他，只有大師沒有因為他穿工人服看不起他，還放下手邊的事幫他，他從此作佛光山的義工。像這樣的例子很多，佛光山的一切來自善心所造就的善緣。

賓州大學賽利格曼教授（Martin Seligman）說：治療憂鬱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幫助別人。八○年代，水電帳單還要寄支票去付的時候，每次郵票漲價，老百姓就苦不堪言，因為美國郵局效率很差，每天郵局都擠滿了買郵票的人。有一次，賽利格曼排了45分鐘的隊，終於輪到他了。他買了自己的郵票，也順便多買了一百張郵票，走出來分給那些還在大太陽下排隊的人。眾人驚喜的歡呼，把他抬起來，原來使人快樂只要一點點同理心就可以了。

我們都是社會的一份子，不要再做沉默的大眾了。讓我們從自身做起，每天做一件會使別人高興的事，使這社會更溫馨，更有人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