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郅忻

安古從月子中心回家時是冬天，他穿長袖貼身衣物，被層層包裹在一條四方巾裡，如脆弱易碎的陶瓷。他靜靜躺著，雙目僅見天花板，眼珠轉動尋索光源。唯一運動是哭，哭得肝腸寸斷，換來扎實的擁抱。

不知不覺，也許洗澡時多踢水幾下，也許抱他時墊起腳尖踩踏我的肚腹，他每日每日鍛鍊手腳，突然學會翻身，往後倒退，近日竟能向前爬行。他的目標明確，後腳為支點向前撐，肚腹頂著榻榻米，搭配雙手向前滑動，很快地來到書櫃前，抓取一本往嘴裡咬。前方太多引人的未知，他幾乎不顧一切往前行。年輕的姿勢總是如此，往前，再往前，沒有終止的目標，沒有邊界。

孩提時曾聽過一個謎語：「小時候四隻腳，長大兩隻腳，老了以後三隻腳，猜一種動物。」我猜不出來。幾年前，阿公病情加重，走路不穩，自尊心高的他不願人攙扶，寧願一手拄雨傘權充柺杖，一手提裝盛尿袋的紙袋緩緩地走。他步履蹣跚的背影，讓我想起那謎語，想起解答，人。我們抗拒地心引力，奮力撐起四肢爬行，有一天終於能靠雙腳自由來去，但引力太大，我們還是彎下腰，皮膚逐漸垂墜起皺，直至回到平躺那一刻。

阿公過世前一個月，四肢僅剩皮包骨，病床由房間移至客廳，一樓曾租借作為眼科診所，客廳是當時附設配眼鏡的位置，留存斑駁的辦公室式裝潢與死氣沉沉的白光。長期臥床的他雙眼發直望向天花板，不再尋找光的來處，看向我看不見的彼岸。

必須出發至南方工作彼日，我向他道再見。許久沒有言語的阿公，用僅剩力氣說著：「身上有帶錢無？」短短幾分鐘，他的目光停留在我的身上，或者，他的目光始終在我的身上。我在異鄉讀書工作多年，他打來的長途電話裡，老向我抱怨阿婆如何，掛電話前必問我身上的錢夠不夠用。我看不見電話那頭痀僂的他，我的目光望向更遙遠的他方。但是，他看得見電話這頭的我，直挺挺站著、跳躍著，就算青春如此，他依舊煩惱我是否吃飽穿暖。

有時，我陪安古躺下，隨他以生疏姿勢爬行，為看見他目光所及之處，距離地面約十五公分的景色，然後無限向上向更遠處延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