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漁民很早就發現，要想遠洋捕獲的沙丁魚保持鮮活，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放一條鯰魚在沙丁魚群裡，沙丁魚為了保命，只得拼命的游動，因而保持了鮮活。這就是管理學上著稱的鯰魚效應（Catfish Effect）——引進強者，激發弱者變強的效應。

鯰魚效應也可用來解釋國家對外的開放程度與國力的興衰。

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後能夠迅速崛起，很重要的原因便是它的開放政策，吸引了當時動盪不安的歐洲的許多精英分子，也吸引了亞洲各國嚮往民主自由、有冒險犯難精神的年輕人。從全球各個角落湧到美國的新移民，包括各國的學術、科技、產業和商業精英分子，不僅使得美國的大學獨領百年風騷，也注入了多元文化因素，帶來源源不絕的創新能量。這種海納百川的開放政策，使得美國成為二次大戰後半個世紀全球最富強的國家。

相對於美國，日本則是另一個反證。

日本明治維新的誘因來自於美國的船堅炮利，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開放，儘管是被迫開放，倒也驅使日本走上強國之路。二次大戰後，日本被美國占領託管，則是近代史上的第二次被迫開放。這次被迫開放，造就了日本戰後復興和經濟發展的奇蹟。不過，日本基本上是個非常封閉的國家，外國人和外國企業很難進入日本市場，外國學術精英也很難進入日本的高等學府教書，至於外國人要想移民日本，更是難上加難。兩次被迫開放，並沒有讓日本真正敞開心胸，接納外來人才與觀念，社會既沒有產生結構性的變化，也缺乏創新的能量。上世紀九○年代，日本經濟面臨泡沫化危機，迄今仍未能衝出重圍，應該也和開放程度不足有密切關連。

另外，我們觀察一九七九年鄧小平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似乎也有著鯰魚效應的影子。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台商企業也扮演著鯰魚的角色。二、三十年前台商企業挾著資金、技術、管理、生產、行銷與市場優勢，進入中國落後的市場；大陸國企、民營企業與個體戶，在「有為者亦若是」的心理激勵下，透過不斷地模仿、學習、創新、成長，當年的沙丁魚，如今已成為其他國家市場的鯰魚了。以往扮演鯰魚角色的台灣企業，如今能擠進兩岸一千大企業名單的，卻是愈來愈少了！

相對於大陸的經濟開放，這三十年來，台灣卻反其道而行鎖國政策。台灣優秀的教授可以應聘到大陸，卻不准大陸教授來台教學；台灣的企業可以到大陸投資，卻不准大陸的企業來台投資；大陸拼命給予台生優惠，希望吸引優秀台生就讀，台灣卻對大陸學生設下重重關卡，不但不讓打工，連健保都不讓參加。台灣不只是對大陸閉鎖，對引進其他國家優秀人才，也往往採取敵視的態度。外國企業經理人來台就職定居，手續極為麻煩；在國外取得執照的醫生，不得在台執業；即使有傑出的外國人想要入籍歸化為中華民國公民，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而擁有美國籍的台灣科學家，也必須放棄美國籍才能回台就任公職；擁有全球頂尖技術的人才願意回台奉獻，也因為被民粹的政客和媒體批評為肥貓，黯然去職……。

奇怪的是，台灣卻用低價政策開放大批非技術性的外勞與外籍看護，放任不具技術性與競爭性的產業，進入台灣市場。其結果便是鯰魚進不來，缺乏激發生存成長的誘因，只剩下一堆沙丁魚相濡以沫，等待氣絕身亡！為什麼台灣人才產生斷層？為什麼當年的亞洲四小龍，如今逐漸邊緣化？為什麼台灣的媒體日趨下流？為什麼台灣的學術品質無法提升？為什麼台灣學生的英文程度愈來愈差？為什麼台灣執政團隊的政策品質江河日下？答案就是——鎖國心態和政策使得台灣沒有外來鯰魚的刺激，因而缺乏創新發展的能量。

鯰魚效應的另一個說法，就是孟子所謂的「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二千三百萬條沙丁魚，安逸太久了，結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