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少人承認，回憶錄其實是一本「私我的神話筆記」。凡是人老了，回顧一生，總像播放一部永無休止的影片，導演不得不從其中抽離、引用，甚至重拍、變奏。坦白說，愈是重要的歷史人物，撰寫回憶錄，就愈容易陷入上述的複雜遊戲。回憶者在不同的段落分別署下不同的名稱，有些片段是你願意承認的，有些細節是你不想公諸於世的，有些故事中人是不該得罪的，於是一部名人的回憶錄出版了，留下他交諸於人間的「神話」，而閱讀者在回憶錄的「架構」下，參與了一場「非人生」的遊戲筆記。

我常和朋友說，創造歷史的有兩種人，一個權力中人，一個撰寫歷史之人。前者亂搞，後者亂寫。李煥先生曾經待在蔣經國先生身邊一段相當長的時間，人們問他是否寫回憶錄，他直搖頭，告訴趙少康，「就因為我待在經國先生旁，才知道原來歷史大多是亂寫的。」

年鑑學派的祖師布勞克（Bloch）很早在他的《歷史方法論》中，擺明了告訴學生，「回憶錄」僅有二至三成左右的「可信度」，因為人會失憶，更因為人會作假。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就乾脆從地中海沿岸的土地交易、風災、旱災記錄及貨物單據等研究十六世紀的歷史脈絡，他寧可信賴一名威尼斯商船船長的航行日記，也不願採信西班牙國王的回憶錄。

政治人物寫回憶錄，公認最傑出自屬邱吉爾。《二次大戰回憶錄》，讓他奪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寫到第六冊，一九五三年出版前，邱吉爾遇到了困難。當時邱吉爾已從在野又重任首相，回憶中的艾森豪將軍更同時選上了美國總統。於是邱吉爾向他的秘書坦白，「我必須刪除許多部分，尤其批評當年美國為了取悅蘇俄而放棄了他們占領的廣大歐洲區域，這會使美國人難堪的。」

邱吉爾寫《二次大戰回憶錄》，據考證，他有一個「秘密小圈子」，無論多忙每星期見一回，他不許秘書們帶打字機，那個年代可沒有嬌巧的SONY錄音機，於是「秘密小圈子」人人憑筆記，湊合成一篇篇回憶錄，經邱吉爾修改後出版。

權力人物判斷了一生的政治，最後也最重要的政治判斷便是該不該寫回憶錄，如果該，何時出版。

蔣宋美齡選擇不寫回憶錄，就是個聰明的決定。富貴繁華固有其嫉妒與批判者，但隨著時代浮雲，恐怕更成了一層又一層的神秘古堡。古堡中的女人，年華已老去，每年壽辰有些女子弟兵越海祝壽，也就夠了。

我在十三年前，曾由友人代寫一本半生回憶，《文茜半生緣》，作者夏珍倒有女巫的本事，她文筆燦爛，驚人的毅力有若邱吉爾，寫我的小事，居然也陸陸續續工作近一年；厚厚一本近四百多頁，不過出書的時候，我已從政壇核心退下，「半生緣」已成過氣政客的聊天筆記，慚愧之餘，只好將版稅全送給她。夏女巫寫宋楚瑜省長，寫一半凍省了，寫完了省長沒了，再出一本《中興新村記事》，乾脆連總統都落選了。至今閱讀夏珍代寫的數本名人傳記，名人的人生反而成了寫作過程的一部分，權力在夏珍的筆中，倒殘存成敘述故事的必要註腳。

最笨的偉人回憶者，首推我的好友施明德。凡偉人找人代寫傳記，尤其花心的偉人，首忌藉「色」代傳，找女友幫忙出「回憶」。施主席出獄後，沒頭沒腦找了作家女友寫了本《施明德前傳》，他的上半生被不忠實的記載，下半生卻被要求忠實的占有。你可以想像變心後施主席的下場，看著自己的「前傳」遺憾，望著可能的「後傳」，心驚膽跳。

曾被指涉兩岸領導密使的美國科學學會主席Jeremy J. Stone，他的回憶錄《Every Man Should Try》，提倡每個人都該試試回憶他的人生。一回和他吃飯時，他說：「人人都該寫回憶錄，這樣你才會擁有一部整體的人生。」的確人生片片段段，忘了或許算了，但有些事真該像珍珠般把它串起來，人生才真像一部完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