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宗禪的地方意識

根據南宗的文獻來看，南宗並不把自己看作中心佛教勢力的隸屬物，而是自覺保持著獨立的地方意識。由於這種地方意識常常以「南方」或「嶺南」的話語方式表現出來，所以本文姑且稱之為南方意識。從當時佛教的中心勢力集中在以中原為核心的北方地區的背景來看，這種地方意識顯然具有維護南方佛教的地位和尊嚴以及與北方的中心

佛教勢力分庭抗禮的意味。

（一）惠能的南北平等說

在惠能的傳記資料中，有兩個表

現惠能關於南北平等觀的記載。其中第一個是惠能初見弘忍時的著名對話：

弘忍和尚問惠能曰：「汝何方人？來此山禮拜吾，汝今向吾邊復求何物？」

惠能答曰：「弟子是嶺南人，新州百姓，今故遠來禮拜和尚。不求餘物，唯求作佛。」

大師遂責惠能曰：「汝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

惠能答曰：「人即有南北，佛性即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如果仔細玩味這段對話紀錄，還可以從中看出南宗心目中的南方意識的具體內涵。

首先是對話圍繞著嶺南人如何如何的話題展開，表現了問答雙方均懷有明確的地方意識，其中既含有對地域差別的重視，也含有對教內身分差別的重視，其次是借弘忍的口吻暴露北方佛教對南方、特別是嶺南人信仰資格的懷疑。再次是借惠能的口吻證明南方佛教的合法性，惠能運用人人皆有佛性的教義反駁弘忍的質疑，最後是借惠能的回答表現南方佛教以及普通信眾對北方高僧大德的抗衡意識。對話中表現出惠能見地的高超，以至於勝過身為老師的弘忍，這樣的記錄婉轉地表現了南方的佛教信徒在北方高僧大德面前的優越意識和自豪感。

惠能關於南北平等的另一個資料見於《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其中記述了來自北宗的僧人廣濟進入惠能房內竊取袈裟，惠能以「唯見有人入來，亦不知是南人北人」的說法敷衍眾人的追究。這樣記錄的用意顯然在於表現南方佛教領袖惠能的寬容大度，以及他對於南人北人的一視同仁。

綜合上述惠能的兩個南北平等觀的例子來看，其中第一個主要是說明南方佛教並不亞於北方的中心佛教，而是同樣具有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第二個主要是說明南方佛教比北方的中心佛教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惠能不再計較北方僧人過失的說法，顯示了南宗已經置身於超越南北區別的更高境界。

（二）佛法向南說的出現
 
南方意識的另一個典型表現是佛法向南說。這個說法的具體意義是指禪法從湖北黃梅的弘忍那裡轉移到了嶺南的惠能那裡，但是由於弘忍的位置相對於嶺南的惠能而言更接近當時中心佛教勢力所在的北方中原地區，因而只要將這一說法的意義稍加引申，就不難使人聯想到佛法從北方中原地區轉移到了南方的嶺南。
佛法向南說最早見於敦煌本《壇經》：

能得衣法，三更發去。……祖處分：「汝去，努力將法向南。三年勿弘此法，難去，在後弘化，善誘迷人，若得心開，汝悟無別。」辭違已了，便發向南。

這一記載的要點是弘忍勉勵和叮囑惠能把佛法傳向南方，並說明南方之人若得開悟便與惠能無別，實際上無非是借弘忍之口承認南方佛教的合法性以及南人開悟的價值。

以後類似的記載又見於神會的語錄、《曆代法寶記》、《曹溪大師別傳》等，各本所記錄詳略不同，形成這一傳說的不同翻版。

通過上面的記錄可以看出，佛法向南說的真正意義在於，一方面是強調佛法從北方中原地區轉移到了偏遠的南方，另一方面是強調南方佛教遠離皇權的政治瓜葛，比北方中原地區的中心佛教更為純正。

三、南宗禪與皇權的疏離

如上所述，禪宗的南方意識已經含有排斥皇權瓜葛的傾向，只不過它所針對的主要是處在當時政治文化中心地區的中心佛教勢力而已。那麼，當南宗直接面對皇權時又是怎樣的呢？

（一）惠能拒詔說的意義

南宗文獻中有關於敕迎惠能進京、惠能謝絕的記載。最早記錄此事的有王維的〈六祖能禪師碑銘〉，以後的記載則有柳宗元的〈賜諡大鑒禪師碑並序〉、劉禹錫的〈大鑒禪師碑並序〉、《曆代法寶記》、《曹溪大師別傳》和《祖堂集》等，各種記載互有出入，但關於惠能沒有服從皇帝徵召的情節都是一致的。

關於謝絕的理由，王維的〈碑銘〉中用兩個典故將它婉轉地表達出來：「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竟不奉詔。」子牟指戰國時代的魏公子牟，曾有「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之語，意為雖然身在江湖，但是心繫朝廷。遠公是東晉時代的高僧慧遠，他身在廬山，抗禮萬乘，不敬王者，堅決捍衛佛教的尊嚴，以其僧人的獨立性贏得世人的尊敬。

問題是為什麼皇帝一發出進京的敕令，惠能就申明自己不忘朝廷的心情呢？恐怕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即由於嶺南和朝廷之間不僅在地理上相距遙遠，而且由於南宗教團沒有與朝廷之間的密切關係而缺乏來自後者的信任，於是惠能才刻意申明自己不會忘記朝廷的恩德，因此，這樣的申辯本身就是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表白。

《曆代法寶記》的記載則隱約透露出惠能拒召的堅決。其中說武則天三度遣使徵召，惠能「託病不去」，只得按武則天的要求將傳法袈裟奉上，結果袈裟又被轉給了四川的智詵禪師，反映出在智詵一系的禪僧眼裡關於惠能拒召的印象，那就是惠能連出讓作為禪宗正統標誌的傳法袈裟也在所不辭。這種記錄更清楚地襯托出惠能堅決不與皇權合作的姿態。

假設歷史上的惠能真的曾經謝絕皇帝的徵召，那麼惠能的這一行為本身就表明他與皇權的疏離，而後代南宗對此傳說的重視，則意味著他們對這一傳統的強調。探討這個傳說的意義，可以更容易看出南宗究竟買不買朝廷的帳，因此它是一個饒有趣味的問題。

（二）神會反對北宗的另一個理由
 
關於南宗對皇權的疏離以及對依附皇權的中心佛教勢力的排斥，還可以通過神會對北宗的批判得到進一步瞭解。關於神會北上反對北宗的原因或理由，很久以來一般只注意神會關於北宗「師承是旁，法門是漸」的評語，似乎南北宗的衝突只限於宗門正統和法門教義的範圍。其實，神會之所以反對北宗，還有另外的理由。這個理由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裡有清楚的記載：

遠法師問曰：「秀禪師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何故不許充為六代？」

和上答：「從達摩以下至能和上，六代大師，無有一人為帝師者。」

遠法師是北宗的信徒，在他看來，作為「兩京法主，三帝門師」的神秀受到帝王的尊敬，當然有資格成為禪宗的第六代祖師。這種看法顯然是根據神秀與皇帝的關係以及受帝王尊敬的程度來評判他在禪宗中的地位。

但是在神會看來，「為帝師」本身就背離了禪宗的傳統，因此不能承認神秀的正統地位；即使神秀受到皇權的尊敬和支持，只要這樣的作法不符合「六代大師」以來的傳統，就不能承認他繼承禪宗法脈的資格。

不僅神會本人將宗教價值置於政治權威之上，他的弟子或擁護者們也是一樣。《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中所記北宗普寂的信徒和神會的信徒在評價各自的老師時發生的爭論即可表明這一點：

於時有同學相謂曰：「嵩山寂和尚，一佛出世，帝王仰德，四海歸依。誰人敢是？誰人敢非？」又同學中有一長老答曰：「……我和上承六代之後，付囑分明。又所立宗體與諸家不等。」

那位「同學」是普寂的崇拜者，「長老」是神會的擁護人。前者認為普寂的高明就在於受到帝王的尊敬，並具有話語的霸權和廣泛的影響；後者認為神會雖然沒有帝王的支持和普寂那樣的名氣，但是他繼承了禪宗的傳統，又有獨特的教義，所以比普寂更為優秀。二人在普寂和神會評價上的分歧，實際上表現了雙方在究竟是以政治價值優先還是以宗教價值優先的問題上的相左。南宗信徒顯然把宗教價值置於政治價值之上。（中）
──節錄自《普門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