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元豐元年，范仲淹之子范純粹從朝廷被貶到徐州滕縣任知縣。一到任便著手翻新公堂吏舍共一百多間，只有自己的居室沒有整治。他說並不是刻意避嫌，而是忙於其他政事。蘇東坡當時正為徐州知州，便把此事記錄下來，寫成一篇雜記。

那時正是王安石變法推行之時，即使是二千石的御史大夫，也不敢擅用一錢一粟，因此蘇東坡在文中感慨：官方房舍，是從前任接下，再一任一任傳下去的，不是個人產業，平時不維修，日後破損了再做整修，費用必定倍增。然而近年官場以儉陋為風氣，寧可讓房子傾斜歪倒，拖到交給後任，也不肯更換一根梁椽，不知是何道理？

南宋洪邁對這段史料深有感觸。他覽閱北宋的文獻，發現開國君主趙匡胤在開寶二年曾下詔書，強調過去的賢官良宰只要在任一天，都有責任修葺官房倉庫，以免傾塌後重建，勞力和費用都要加倍。因此責令從節度使到通判等各級官員，對於治所的廨舍，毀壞增修的情況都要記錄在案，交給後任官員，並作升降考核的參考。

救弊要必時，若苟且拖延，日後付出的代價難以計算。趙匡胤開國僅十年，便能考慮到如此細微而深遠的事務，可惜後世繼任者沒有體會他的用心，尤其一些不明事理、不喜稱讚他人的官員，更是一律將營造工程等同為巧立名目貪汙公款，令負責的官員紛紛束手避嫌。

長此而往，敗壞掉的不只是三五間房舍，而是一整個國家，代價又豈能以倍算？

（絲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