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靜心寫經》的李蕭錕教授說，寫經目的，在個人修行，亦能回向親友眾生，得身心安樂之祈福心願，「抄寫佛經，等於向佛學習，向覺者學習，藉著抄經，一步一步向佛的境地邁進」。

古來多少經典都談到抄經的殊勝功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就說：「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

《辯中邊論》卷三中也提出書寫、供養、施他、諦聽、披讀、受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等十種受持經典的方法。無著菩薩也說抄經有五功德 ：可親近如來、可攝取福德、亦是讚法亦是修行、可受天人等的供養、可以滅罪。

六朝後，各朝代即有眾多虔誠佛教徒，包括出家僧人和帝王、官吏、宮人、士大夫、平民、在家居士等，他們為弘揚傳播佛法而寫經；或者為祈福、報恩、布施、超薦亡人而寫經。

明代的明勳法師即一例；他未出家前為中書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瘡，痛不可忍。後來由於書寫《金剛經》、《法華經》、《楞嚴經》及《三昧水懺》，遂使疾患不藥而癒。又如宋代溫州參軍，書寫《金剛經》一卷，恭入佛殿供奉，於乘舟涉海還鄉途中，雖遇風難，而能平安抵達。

日本弘仁九年（西元八一八年）春，日本疫病流行，死者不計其數。嵯峨天皇深感痛心，後因弘法空海大師上奏，以一字三禮竭誠之心抄寫《般若心經》，在《般若心經》淨書完成之際，立刻有了靈驗，疫病即時被控制，全國歡喜聲遍及大街小巷。後為解救國家災變、民生疾苦，後光、後花園、後奈良、正親町、光格等五位日本天皇，亦舉行寫經。這些抄寫的經文與《般若心經》一同被奉祀於大覺寺的心經殿中。從此日本全國人民傾心於《般若心經》的抄寫奉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