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專任教授）

歐洲死亡文化的法律挑戰——遺族的權利（續）

有一篇社論寫道：「莫替爾『是天主教魯汶大學的一名教師』，這使得他的『大聲疾呼』更顯得有意為之。」這位社論作者是莫替爾的一個朋友，但是很快就變成一個「前」朋友了。「如果你不能接受這件事」，莫替爾告訴記者Sohrab Ahmari：「那你就一定是天主教徒……一位腫瘤科醫師（以「安樂死」的名義）殺死你的母親，只是因為她有慢性憂鬱症，而如果你無法面對這個事實，那麼你就一定是情緒失調。我原本以為自己是個人文主義者，但如果這才是人文主義，那麼我就不是個人文主義者。」莫替爾的語氣充滿了無奈與悲憤！【慧開按：比利時社會似乎已經將「安樂死」和「人文主義」畫上等號，這真的是很可怕的事！】

面對如莫替爾的母親這樣的案例，比利時現有的合法救濟管道證明是徒勞無功的。根據「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的說法，「聯邦控制和評估委員會」在「安樂死」合法化之後，在數千個案例中僅僅提出了一起案件，可能涉嫌刑事起訴。記者有要求狄斯特曼就報導的文章發表評論，但是他沒有回應，自從「聯邦控委會」成立以來，他就一直擔任主席。【慧開按：這等於是球員兼裁判，劊子手兼判官，真是可怕！】

比利時當局如何能夠容忍這種明顯得刺眼的利益衝突？這是一個謎，雖然在之前有其他的委員會成員聲稱，在狄斯特曼的案件提出審查時，他自己並沒有插手介入。【慧開按：各位讀者！您會相信這種推託之詞嗎？真的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除此之外，還有其它的利益衝突。根據二○○二年的「安樂死法案」，當一位醫生在考量安樂死的請求案時，必須得到另一位醫生的第二個意見。「那位被諮詢的醫生必須與主治醫師無任何關連。」然而，在蒂．婥伊爾的案例中，至少有一位被諮詢的醫生──一位名叫理衛．蒂恩蓬（Lieve Thienpont）的心理醫師，曾經與狄斯特曼一同發表過學術研究論文，並一起擔任「終極關懷團隊」（ULteam，“UL”代表「終極」之意）的創始人，以推動「有尊嚴的死亡」。【慧開按：狄斯特曼居然找他的搭檔一起核准安樂死，明顯違反比利時「安樂死法案」的規範要求。】

此外，「控委會」是否曾經審查過蒂．婥伊爾的完整安樂死記錄，這一點並不清楚。每一分提交給委員會的報告都包含兩個部分：第一個是包含匿名的一般資訊，而第二個是祕密文件，列出姓名和其他個人的詳細資訊。必須要有三分之二的委員投票同意，才能夠打開祕密文件。

「委員會沒有打開也沒有碰它」，莫替爾在談到他母親的報告時這麼說：「即使檢察官也沒有打開這個文件。他們要求提供檔案，但是沒有打開，因為那是事關醫療隱私保密……在法官面前也是沒有辦法拿得到的。」

「現在可能有辦法」，記者Sohrab Ahmari最後寫道：「莫替爾上訴的真正被告，是歐洲野蠻的死亡文化。」

蒂．婥伊爾「安樂死」一案的分析評論

我為什麼不厭其詳地將記者Sohrab Ahmari針對蒂．婥伊爾「安樂死」一案的專題報導完整地呈現給各位讀者？就是要讓大家了解隱藏在冠冕堂皇的「安樂死」背後不為人知的陰暗真相。

在我進一步分析評論之前，我再揭露一些有關「安樂死」的統計數字，自二○○二年比利時通過「安樂死」立法之後，從二○○三年到二○一二年之間，比利時公布歷年安樂死案件數字：二○○三年二百三十五件，二○○四年三百四十九件，二○○五年三百九十三件，二○○六年四百二十九件，二○○七年四百九十五件，二○○八年七百零四件，二○○九年八百二十二件，二○一○年九百五十三件，二○一一年一千一百三十三件，二○一二年一千四百三十二件，到了二○一三年上升至一千八百零七件，二○一五年高達二千零二十一件。這些還只是經過公布的數字，其實背後還有不少未經發現的隱藏數目。

各位讀者！您看到這些統計數字，不會覺得觸目驚心嗎？我個人認為「安樂死法案」在比利時已經變形成為「毒蛇猛獸」了，該國的一些受害者家屬與有識之士已經開始站出來公開反對了，在台灣居然還有人呼籲要讓「安樂死」立法通過，真的是匪夷所思！（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