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高惠宇
時事評論員
一周前,一位自稱是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俄國文學史副教授的Yulia Valieva女士突然傳來電郵,她在信中說她研究的是俄羅斯unofficial literature,其中一部分是關於俄國文學在台灣,前蘇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忍尼辛一九八二年訪問台灣的過程及回響是她此刻蒐集的重點。她從別人處得悉:筆者曾在索氏來訪時訪問過索氏,因此希望能和我見上一面。
三十一年前的往事實在模糊,好在父親生前曾替我將任職《聯合報》時期的一些重要採訪剪輯成冊,我在發黃的剪貼簿中真的翻到了一九八二年十月分有關索忍尼辛的新聞報導。其實索氏那一次來台並未接受任何媒體的訪問,只發表了一場公開演說「給自由中國」,其他感想都是間接轉述。不過,在那個報紙新聞競爭的年代,報社指派我先飛往索氏停留的前一站東京,在東京與索氏搭同一班機回台北,設法在飛機上搶個獨家專訪。
結果,索氏與陪同人員坐的是頭等艙,筆者限於經費只能坐後面艙等,中間一再央求座艙長能否讓筆者進去接近索氏一會兒,座艙長同意了,限我只能觀察,不得近身發問,我回到台北寫了一篇「神祕大鬍子史密斯先生的東京—台北之旅」。為了人身安全理由,索忍尼辛是以史密斯這個化名登機的。
我並沒有親自面對面訪問過大鬍子作家,但是Valieva女士還是問了我很多為何台灣和台灣人當時對索忍尼辛如此著迷。理由很簡單啊!那個年代,台灣反共,索忍尼辛也反共;台灣被外交孤立,索忍尼辛公開發聲同情台灣;當然,他的敢於對抗蘇共壓制和他在勞改苦難中不屈不撓的堅毅,都是令人動容的史詩。
談過索忍尼辛,我們曾談到中國大陸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索忍尼辛是一九七○年獲得諾獎,莫言與他差了四十二年,今天共黨世界的文學獎得主不必再是受壓迫的痛苦靈魂,或者滿身傷痕的反共鬥士,或者義憤填膺的異議人士。得獎的作家不必再流離失所,遠離祖國與家鄉。這是政治的進步?還是文學的退步?
莫言獲獎後,中國大陸內外都引發了這樣的爭議。
歷經二十年國外隱居,一九九四年索忍尼辛結束流亡回到俄羅斯。蘇聯電視台大肆播出《索忍尼辛的一生》專題影片。但索氏仍然不改其敢言的性格,他指責當時葉爾欽總統領導的俄羅斯腐敗和物質主義盛行,也缺乏民主。他甚至預言蘇聯即將解體。從一個「舊社會」的反叛者變成了「新社會」的反叛者,索氏依然不改他「天生異議者」的本色。
二○一二年十二月,中國的莫言在瑞典文學院頒獎典禮上稱自己是一個「講故事的人」。他在演講中坦誠自己的獲獎引發了爭議,身上「落滿了花朵、擲上了石塊、潑上了汙水」。但是他說:「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
他在演講中面對外界對他政治立場方面的批評,他說:「作家必須站在人的立場上,把所有的人都當做人來寫。只有這樣,文學才能發端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
演講最後他講了三個意味深長的故事來暗示其心,大陸《莫言評傳》作者葉開認為,莫言以一個小說家而不是思想家的方式,巧妙地把話題緊緊地拴在了故事上,有中國思想家「莊子般的智慧」。
索忍尼辛和莫言,誰的文學精神更能長久受到世人懷念?目前還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