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鄧名敦

歷史上曾記載一段關於義利之辨的著名對話，孟子遊於魏，見到當時的惠王。惠王劈頭便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不慌不忙，從容地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是當時代重要的思想家，也是雄論滔滔的辯士，從「義」和「利」的先後辨析，為惠王梳理出治國方針，凸顯仁義先於利益的論點。

孟子與惠王的一段對話，不僅是一段歷史，更是累代以來深受儒家思想薰陶者的集體觀念縮影。「士農工商」的階級排序、羨富又仇富的矛盾心理，甚至對於從商者、做生意的人抱有投機、鑽營、不可信的偏見。不誇張的說，「無奸不成商」一語，已然可簡化為一條「從商即奸」的數學公式。

這類論調想法，或許背後都有可靠的經驗或史實支持，但相較其他領域的從業者而言，「商人」這一類別似乎背負著更沉重的道德批判。於是，我們得問個問題：這些心照不宣的成見，是基於多數人對擁有財富者的羨慕扭曲而成的詆毀？還是追逐財富本身，就是一種放棄道德操守、自甘墮落的象徵呢？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為英國開展工業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礎，也預見了現今活絡的自由貿易市場，他認為每個人在實踐逐利的過程中，也許他們並沒意識到，自己正參與實現社會進步、全體受益的宏大目標。這樣開闊的視野，回溯我們文化的源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也曾提出相似的概念。

首先，司馬遷認為「逐利」是人性使然，任何形式的制約束縛，都無法改變。他曾說：「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因此，無論是清廉的官吏、衝鋒陷陣的兵卒、招蜂引蝶的美人，甚至魚肉百姓、橫行鄉里的地痞流氓，他們謀求的手段不一，但本質都是為了「利益」。當然，趨利而行的行為，是否導向正面結果，司馬遷更進一步指出需要合適的調節引導，「因之、利道之」人性的趨利性，乘勢而為。

其次，司馬遷認為各行各業都是相互依賴的，即便在以農為本的傳統社會裡，商品貨物的流通、經濟的發展也有賴百業有司的開拓，於是他說：「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在重本抑末的農業社會裡，司馬遷顯然沒有行業貴賤的分別，而是從生產至販售的經濟思維，平等看待每個行業角色的貢獻。

第三，司馬遷認為仁義道德與經濟利益之間，彼此是並行不悖、相互支持的。他引用管子的一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藉此說明在物質不致匱乏的情況下，才有追求更高尚理想的基礎。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裡讚揚數名致富兼能行善、顯聖的大商賈，如范蠡的「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子貢的「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這些例證，在在印證司馬遷卓越的觀點。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段話揭示了人類活動的底層機制。「逐利」既不是單一族群的行為，也不是貪婪、庸俗的同義詞，而是人皆有之的本性。因此，該是仇富、媚富、排富、炫富？這些都不重要。只要記得在逐利而往的同時，別忘了他人也是逐利而來。競爭留給自己，而協作之門向他人敞開，利人不也是利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