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在我初出家的時候，聽過二位大師的言論，讓我留下極為深刻的記憶。一位是印光大師，他說佛教要復興，必需從改革「三濫」做起，也就是要革除「濫收徒眾、濫掛海單、濫傳戒法」的陋習。

其次是太虛大師，他認為佛教流傳二千多年來，所謂「法久弊生」，不但佛教本身產生了一些問題，尤其很多外來附加給佛教的附佛外道，他們的迷信外衣，也給佛教帶來極為沉重的包袱。所以太虛大師提出「三革」：一、教制要革新，就是制度要健全；二、教義要革新，就是義理要契機；三、教產要革新，就是經濟要公有。

我覺得印光大師的改革「三濫」，比較保守，還是在教內而已，並沒有走出去；太虛大師的「三革」，則比較創新、進步，有積極性。由於太虛大師所提的內容，不但有談到佛教應該革新的要點，而且必定能讓佛教再重新給予人間光明與力量，所以我內心非常信服。

今天，我把印光、太虛大師的話提出來，是希望給現代年輕的佛教徒，沒有見過二位大師的人參考。這許多老人家都心存慈悲，對於世法、出世法都有很深的了解，我有福氣見過他們，聽過他們說法，以我這樣老邁之齡，恐怕這個世間上，見過這兩位大德的人，已經不是很多了。

不過，談到革新佛教，還真是千頭萬緒；對於怎樣重整佛教制度，也不是寫上幾篇文章，或喊個幾句口號就能做到。但是儘管如此，有些問題，只要從每一個人的觀念上和思想上注意起，仍然是有辦法的。比如：把信徒還給佛教，把教產還給教團；多為公眾增置產業，不為個人積聚財寶；多為佛教培養信徒，不為自己增加勢力等等。只要大家都能化私為公，那麼復興佛教，還是很有希望的。

只是在我的觀念之中，真正要革新佛教，最終還是要倡導人間佛教。因為佛教是為人而有的，當然所有的佛教都要合乎人性、合乎人心、合乎人和、合乎人道。因此，人間的佛教對於個人的道德教育，對於家庭的倫理教育，對於社會的群我教育等等；有了這些佛教在人間的教育，把人間的「人」都健全了，其他的是非煩惱，就不用一一去麻煩了。所以我覺得，人間佛教佛陀的教育，最能做為普世的教化，如果大家都能尊重、遵守，必定普世太平，人間充滿祥和歡喜，人人都能過著幸福安樂的生活，這也是我們推動人間佛教的最大希望。



以清規代替戒律

佛陀成立教團後，為攝僧制戒，其原則是「隨犯隨制」，因此每一條戒律，都有其制戒的因緣和時空背景，內容也因應對象而有不同。佛陀在結戒之初，也有為弟子宣說制戒的十大利益，即：一、攝取於僧；二、令僧歡喜；三、令僧安樂；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令增長；六、難調者令調順；七、慚愧者得安樂；八、斷現在有漏；九、斷未來有漏；十、正法得久住。而佛陀臨入涅槃時，更囑咐弟子要「以戒為師」。

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戒雖然維繫了佛門的法統，但也為佛教帶來了各種的爭議。如：在印度，因「十事非法」導致上座部與大眾部分裂；在中國，道生大師則因為「持午」問題，及「闡提有無佛性」的看法，和大家見解不同而有所分歧。

其實，佛教應該重視根本大戒的行持，對於小小戒，如佛陀所說，要隨時代精神、社會風俗，進而「隨開隨遮」；可是後代一些守舊人士，卻以「佛已制戒，不可更改；佛未制戒，不可增加」為理由，阻礙了佛教的創新發展，分裂了佛教的團結力量。

佛教傳到中國，到了唐朝的百丈禪師，乾脆避開戒律，另訂叢林清規，讓僧團走向制度化、合理化的僧伽生活。如：明訂四十八單職事，各司其職，使得寺務運作組織化、系統化；又訂定各種修持行儀、日用軌範等，讓僧眾具足威儀，心不放逸，身不踰矩。

以祖師立清規為鏡，我在開山之初，也恪遵佛制，根據六和敬、戒律、叢林清規，為佛光山訂定各項組織章程，建立各種制度，例如人事管理訂定：「序列有等級、獎懲有制度、職務有調動」，以及「集體創作、制度領導、非佛不作、唯法所依」等寺務運作的準則。

另外，並立十二條門規，做為徒眾行事的依循。之後，更隨著佛光山的發展，陸續制訂師姑制度、教士制度、員工制度、親屬制度等。佛光山開山四十周年之際，我把歷年來訂定的組織章程、制度辦法、宗風思想，集結成為《佛光山徒眾手冊》（後更名為「佛光山清規」），做為大家行事的軌則。

佛教想要保有傳教的能量，對於傳統的戒律，應該重新「檢視」，一些沒違背根本大戒者，應隨著不同的時間、空間，而有所調整。大乘行者著重於「饒益有情戒」，應以不捨一個眾生、心懷悲願的精神來實踐佛陀的戒律。近年，我也鼓勵社會大眾奉行身做好事、口說好話、心存好心的「三好」運動，把修行落實在生活中。

戒律是給人自由的，希望佛教界的大家能擴大心胸，從積極面來認識佛法戒律，才不會辜負佛陀制戒的圓融與隨機方便的慈悲本懷。現代的僧團，也應以健全的清規、制度，讓佛教的正法永續光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