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九八四年十月間接手《文訊》編務，那時我在台北近郊的德明商專專任講師，同時主編《商工日報‧副刊》，相當忙碌，必須增加編輯人力，我想到封德屏。那時她女兒剛出生，還在做月子，接受了我的邀請，我們成為同事，一起經由《文訊》的編務，為文藝界做所有可能做的事。

在此之前，她已有十年編輯經驗，成熟穩健，卻又能任勞任怨，實際的編輯事務主要是她在做。她一開始以主編聘，我很快建議她升任副總編輯；一九九二年，我建議她接下總編輯重擔，我先是改為副社長兼編輯總監，再去掉副社長銜，再改為顧問，一路往後退，到了二○一○年初，因南下府城擔任台灣文學館館長，從《文訊》裸退。

德屏真的扛起了重擔，特別是跨世紀以來的這十餘年間，我在學校的行政工作愈來愈繁重，心境上又幾經轉折，每讓德屏有孤軍奮戰之感，常感歉疚。現在，德屏將她十一年來在《文訊》寫的「編輯室報告」結集成書，書名《荊棘裡的亮光》，副題「《文訊》編輯檯的故事」。以前每個月讀，忙的時候匆匆流覽，現在整個一起看，德屏筆觸溫潤，我讀來卻彷彿歷經一陣又一陣狂風暴雨。

這裡面收有一百一十三篇「編輯室報告」，第一篇是二○○三年二月〈何處是吾家？〉，最後一篇是二○一四年六月〈文學之重，文學之慟〉，不是每篇都收，德屏以她的編輯專業為自己編書，必有其敬謹之心，去取之間，大約就是看能否傳達那「亮光」？以及是否有「故事」性吧？「公共性」的考量很清楚；但她熱愛文學，長期融入文壇，凡寫作者皆兄弟姐妹，這其實已是一種宗教情懷，最終返饋到《文訊》身上，這也正是《文訊》每遇艱難險阻，總有助力使她脫困的原因。

只是我努力地想：德屏的「故事」何以從二○○三年二月說起？文訊的「編輯室報告」，我署名寫了多年，有一段時間以「編者」為名發表，完全由德屏署名是併入《中央月刊》結束，恢復獨立發行之際，時間是一九九八年七、八月之間；所以這二○○三年二月等於是斷代之始了，文傳會鐵了心，決定停辦，眼看一切都將結束，卻又那麼鬼使神差地有了一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的誕生，得道多助，《文訊》得以存活下去。

也許，德屏想說的是台灣文學史的一則傳奇故事。過去，我一直認為《文訊》的存在是台灣文化發展的奇蹟，一個政黨刊物，竟因緣際會在複雜的傾斜的文學場中自己產生力量，逼使政黨必須撐著她，但環境完全改變了，一但政黨徹底轉型成為選舉機器，「文化」工作只剩下「文宣」，《文訊》就走到絕境了，二○○三年以後，《文訊》還能活著，關鍵絕對是德屏。

《荊棘裡的亮光》是德屏的故事，是《文訊》的故事，也是台灣文學的故事。德屏通過編輯的實踐，型塑了一個卓越編輯家的完美典範，很難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