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二○一六台北國際書展十六日開始，首日僅提供專業人士在現場活動，十七日才開放一般社會大眾進場參觀選購。本來剛過完年，時間點是不錯，但南台大地震的震盪猶在，各級學校已陸續開學，再加上又有寒流來襲，也有不滿體制者另辦書展，今年書展看來並不能太樂觀。

從讀大學的一九七○年代初開始，對於書展，我完全無法抗拒，每年台北信義路國際學舍的書展，我一定下山來看，其實窮學生哪有什麼錢買書，省吃簡用存了一點工讀金，買幾本朝思暮想的書，就足以歡喜好多天了；不然就去挑那風漬書、回頭書之類的。還有一事至今難忘，每到有經營文史書的出版社攤位，我一定會索取他們的目錄或DM，把背包塞得滿滿的，回去還會整理、細細閱讀，常有新的發現，而我也總會記下來，進圖書館，想到的時候就查閱是否有館藏，有到重慶南路書街時，則不忘探詢。我對於台灣出版的動態性訊息一直有所掌握，應得力於這種長期間一點一滴的積累。

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我開始進出出版社，遠流、故鄉、聯亞、蓬萊等都曾有過互動；一九八○年以後，編報紙副刊、文學雜誌，特別從一九八四年接下《文訊》雜誌的編務以後，我的出版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一方面把觀察出版當作日常事務，一方面從編輯角度思索有關出版專題的製作；其後更進一步以客卿身分與聞出版社的經營管理之事。

我更關心書展了，它賣書給讀者，也賣版權給海外的同業。

有幾件與書展有關的事我記憶猶新。

有一段時間我擔任漢光出版公司的顧問，漢光長期參加德國每年十月舉辦的法蘭克福書展，我雖未曾去過，但公司為此而召開的會議和有關事務卻未曾缺席，特別是選題企畫、樣書製作等，有一次協助編輯出版界一個內部刊物，我還特別企畫一個法蘭克福書展的專題，借機還探討了政府如何面對國際書展。

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市場起了根本的變化，全國性的書展也開始辦了起來，還有版權洽談會等，一般來說我是不會參加的，但有一回漢光宋定西總經理臨時要我代他出席在深圳舉辦的版權洽談會，也沒交代什麼任務，大概是要我去見見世面，我也就去了，走馬看花，卻也知道了許多版權之交易，其實不在那會場，真要有所斬獲，行前不知要做多少溝通。去年應出版發行協進會之邀赴山西太原參加書博會，發現我去過的那一次已被放進書博會的歷史了。

二○一○年二月，我南下接任台灣文學館館長的前幾天，鄭邦鎮館長邀我到第十八屆台北國際書展會場，參加開幕並了解台文館與書展基金會合作的台灣文學主題館，深感把台文館從台南移動到台北之重要，往後幾年，我和展教組同仁一起努力，總想利用幾十萬人次參觀的書展會場，展現台灣文學之豐美，我覺得在熙來攘往熱鬧的展場，台文館靜靜地散發著巨大能量及人文輝光。

二○一六台北國際書展開幕了，台文館策畫了一個「在同一個屋簷下寫作——台灣的『文學家庭』們」特展，也把我家列入其中，展教組陳秋伶組長傳了相關報導給我，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