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光

有一個地方是所有來莫斯科的人必定會造訪的，那裡看似一片空曠的平地，卻又好像乘載了許許多多無形的資產，那裡匯聚了俄國各地、世界各國的訪客，來去如潮水般不曾歇息，那裡可以散步、騎單車、閒晃，可以看展覽、聽音樂會、觀慶典──這就是紅場，它永遠是來訪莫斯科的一個主要停靠站。

莫斯科這個中世紀（一一四七年最早被歷史記載）建立在濱河小山丘上的城市，一開始並不起眼，只是附屬在弗拉基米爾大公國西邊剛發展起來的小鎮，當時的俄國稱「羅斯」（或基輔羅斯），是個結構鬆散的封建諸侯國，基輔是名義上的國都，權力分散在各地，後來以弗拉基米爾大公國最強。而蒙古西征改變了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許多國家的命運隨之更迭，莫斯科在機緣巧合下漸漸成為主宰俄羅斯的都城。

一二三八年一月中旬，莫斯科遭遇了史上最冷的冬天，建城後第一次面臨外敵，就是歷史上幾乎所向無敵的蒙古軍，時值蒙古第二次西征，拔都的大軍攻下梁贊公國後沿著結冰的莫斯科河進軍莫斯科，圍攻五日就拿下這個城。俄國的編年史書上記載：「莫斯科被韃靼人攻占，將領陣亡，大公被俘，人民遭屠殺，無論老幼；城市、教堂淪陷火海……」──這大約就是蒙古西征常見的「凡遇抵抗則屠城」的情景，蒙古軍一個半月後攻陷了弗拉基米爾大公國十多個城池，大公陣亡，兩年後再攻陷基輔，古羅斯就此滅亡。

莫斯科城被毀了，卻沒有死去，在這之後它培養實力試圖復活，從東方蒙古人和西方歐洲人身上學習，後來的莫斯科公國乘勢崛起為各諸侯公國的領導，並在兩百多年後打退了蒙古人，莫斯科的重要性日益顯著，因此取代了基輔成為俄國諸城之母。

你站在紅場中央，會驚訝這裡跟克里姆林宮圍牆內的俄羅斯政權核心距離那麼近，這樣的市中心樣貌跟歐洲中世紀城鎮很相似，而莫斯科建城八百多年來似乎也習慣了這種互動的生活模式。

仔細看這個城市的地貌，會發現它仍保有中世紀城堡的格局，隨時代需求發展而轉型成現代大都會──克里姆林宮一直是地理位置核心、政教中心，城牆最堅固；外有第二城是基泰城，是商業貿易中心，紅場所在；再外有第三城是白城（城牆打掉，改為現在的林蔭環道）；最外有第四城是土城（城牆打掉，改為現在的花園環道）。

現在進出紅場的主入口復活門，就是以前基泰城通往特維爾街的主城門。十七世紀時城門外設有一座伊維爾禮拜堂，非常受民眾信仰，連沙皇進出克里姆林宮也會來禮拜。復活門外的伊維爾禮拜堂之於莫斯科人是具有象徵意義的心靈寄托中心，這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可見一斑：「當車駛過城市，他才剛看到這座伊維爾禮拜堂，有無數的燭光在金色聖像前閃耀，才剛看到這座克里姆林宮的廣場（即紅場），有不尋常的積雪──他就感覺到自己回到了家，回到了安詳的棲身之處。」

或者，在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一九一六年寫的《莫斯科詩組》中也可以感同身受：「莫斯科！──多麼龐大的／慈善收容所！／羅斯境內每個無依無靠的人／全都向你走來……就在那扇門外／人民蜂擁群聚──／因為那裡燃燒著／伊維爾的赤紅之心。」

不過，一九三○年代蘇聯政府為了市區現代化（或許也為了軍隊坦克方便進出紅場），幾乎把整個基泰城拆掉改為馬路，現在只看得到幾段殘垣，而眼前所見的復活門和伊維爾禮拜堂是一九九○年代蘇聯瓦解後重建的，俄羅斯傳統精神對那個慌亂年代來說確也有其復活的需要。類似的現代化與傳統精神之間的拉扯，經常在莫斯科發生。

俄羅斯在幾百年的內爭外戰之間，漸漸形成兩股意識形態的爭鬥──西方派與斯拉夫派，這也是創新與保守之爭，慢慢地俄國人似乎了解重點不是在兩者之間爭辯孰優孰劣，而是務實地從兩方路數中探出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

詩人普希金在一八三六年十月十九日給西化派思想先驅恰達耶夫的一封信，可算是爭論的一個高潮，恰達耶夫激進地批評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落後得一無是處，普希金在信中提出反駁：「沒錯，宗教分裂把我們和歐洲的其他地方分開了，以致於我們沒有參與任何一個震撼歐洲的重大事件，但是我們有特別的使命。就是俄羅斯她那廣袤的空間吞沒了蒙古人的侵略……他們退回了沙漠，基督教文明才得以保存下來……我絕對無法同意您認為我們的歷史一無是處。」

俄國人喜愛普希金或許正因為如此，普希金對理想有所堅持，對現實困境也透澈觀察，對世界和諧更是不懈追求，詩人試著在這現實迷宮中走出一條自己的路，而不是在理想的高塔上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