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丘光

莫斯科給人感覺好大，或許因為城市街道形似蜘蛛網，以克里姆林宮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出道路，加上數個環形道，一圈圈環繞出去，讓這城市看不出邊界到底在哪裡。其實前兩圈環形道就是打掉昔日城牆所修建的馬路，現在只有克里姆林宮還保有完整的城牆。我常走的地方不過在第一圈的林蔭環道裡面，最多上去到第二圈的花園環道，再往外的街區就不太走了。

從紅場外走特維爾街到普希金廣場會遇到林蔭環道，從此再沿特維爾街北上，會遇到花園環道，那裡有一座姿態英挺的馬雅科夫斯基雕像，大約位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廳和北京飯店之間。他是二十世紀初俄國最重要的詩人之一，未來主義詩派的代表人物、畫家、革命宣傳家，他的詩歌語言明快，充滿現代口語。

馬雅科夫斯基非常喜歡莫斯科，喜歡到街上散步，從他的詩句中可以感受到他在街頭走動的激情，在敘事詩〈我愛〉裡：「我躺在廣場上捕捉到首都狂野的心跳」，或在〈對藝術軍隊的命令〉中：「街道──是我們的畫筆。廣場──是我們的調色盤。時代的書本上千頁，沒有歌頌革命的時日。上街頭吧，未來主義者，鼓手，以及詩人！」

這位詩人出生格魯吉亞，一九○六年父親過世後，全家搬來莫斯科，十三歲的他轉學至莫斯科的小學，但一年多後因付不出學費被開除學籍。他住在市中心小布羅納亞街的牧首湖附近，那條街是莫斯科的「拉丁區」，讓他認識了不少革命傾向的大學生，開始著迷於馬克斯主義文學──「我們在布羅納亞街租了小公寓……房間很爛。住著窮大學生，社會主義分子。我記得─

─我面前出現第一位布爾什維克……」一九○八年，他加入俄羅斯社會民主工人黨，在這個革命政黨裡擔任分區的宣傳員。

一九○八至○九年被逮捕三次，第一次牽涉地下出版印刷品觸法，因未成年被釋放交付家長管束，後兩次涉嫌參與無政府主義組織以及幫助政治犯逃亡，雖罪證不足，但他在看守所期間常鬧事，換了幾次監獄，最後被送到莫斯科最知名的「布第爾監獄」關了十一個月；出來後中斷了政治活動，去念藝術專科學校，因為這裡是唯一不看學歷就收學生的學校。他在這所學校認識了大衛．布爾留克，這人對他有至深的影響──「布爾留克把我變成詩人」，他開始積極寫詩發表。

一九一二年，十九歲的馬雅科夫斯基頻繁參與藝文社交，在當時一個著名的藝文沙龍「羅曼諾夫卡」（位於特維爾林蔭道和小布羅納亞街路口），認識了一些未來派詩人同好，年底，他與其中的布爾留克、赫列布尼科夫、克魯瓊內赫，聯名擬了一份捍衛創作自由的宣言──〈給社會品味一巴掌〉，並出版同名文集；這份宣言後來成了文學革命的最佳宣傳。

宣言開頭就看得出這些未來派詩人的霸氣：

「只有我們──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物。我們在文學藝術中吹響時代的號角，過去是狹隘的，學院和普希金比象形文字還難懂。要把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等，從現代的輪船上丟出去。人要是不忘記初戀，就不會有新的戀情……」

從某個角度來看，這不失為一份振奮人心的宣告，尤其抓住了俄國那個時代憤青的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批青年作家似乎也落入了契訶夫在《海鷗》一劇中為男主角特列普列夫所設定的性格魔咒──「如果沒有新的形式，那不如什麼都不要。」這種性格往往導致自我毀滅，而馬雅科夫斯基在一九三○年三十七歲時開槍自殺，無論他是為愛情、為創作、為社會時局、為個人自尊、或為理想幻滅，這個結局都跟特列普列夫一樣，這種性格的人耽溺在自己的理想中，難找到一條與現實生活協調的出路，最終獻出自己的名字，放在「神聖理想」的祭壇之上。

這些未來派的詩人為二十世紀初的人們宣告了一個極其自由的未來，他們毫無顧忌地把傳統丟掉，但不到二十年，其中最重要的詩人馬雅科夫斯基卻把自己給丟掉了，儘管如此，他的重要性仍難以抹滅。

在特維爾街這短短兩公里不到的距離，有俄國文學傳統的建立者普希金，也有「寫散文的普希金」契訶夫，還有「把普希金從現代的輪船上丟出去」的馬雅科夫斯基，這正是莫斯科街頭風景的有趣之處。一個社會有人發揚傳統，也有人不顧一切丟掉傳統投身未來，沒有一端是絕對贏家，社會就在這兩端的競合下半推半就地前進，這就是現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