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普天下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長輩和至親，不但能夠年享高壽，而且最後都能夠善終。拜現代醫療科技與公共衛生之賜，八、九十歲以上的高齡長者已經是普遍的現象，不足為奇；然而「善終」卻是愈來愈加困難，以致真正能夠「如願地」善終的人，在比例上其實是甚為稀有的，絕大多數的末期病患都是在現代醫療科技的無情伺候下，十分痛苦地棄世。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絕大多數身為子女者及家屬，一方面落入迂腐的傳統孝道迷思，認為「不急救」就是「不孝」，一方面過度迷信現代醫療科技，以為救治可以無限地延續生命；其二、現代醫療科技與醫護人員的意識型態，仍然未能正視及接受「死亡」本來就是「生命」自然歷程的一環，依舊以「對抗」乃至「戰勝」死亡為「職志」，極度欠缺對「死亡的意義」應有的哲理認知與尊重，也缺乏對病人的心理需求及靈性成長應有的人文關懷；其三、絕大多數人——不論是病人、家屬或是醫生——都誤將肉體的衰老、死亡，視為生命的「絕對終點」而一昧地否認與抗拒，因而忽視及錯失善終的準備過程與機緣。

從媽媽住院到往生的這段歷程，讓我們兄弟深切地體會到「實際的善終」絕對不會是現代科技「醫療、救治」的結果，而是一段親情「關懷、陪伴」的互動歷程。醫療「救治」是有其極限的，而親情「關懷」沒有極限，所以安寧照顧的精神就是“from cure to care”。

為了讓讀者能更為真切地了解問題的癥結，再此轉述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南華生死學研究所碩士班的一位同學告訴我：他太太的外公高齡一百零八歲，因為中風送到耕莘醫院，家人原本已經有了共識，不要再作醫療救治了，就讓老人家安然地往生，可是從美國趕回來的小女兒堅持要救，家中居然就沒有一個人敢反駁。要救的話就要動腦部手術，小女兒說她認識三總的醫生，醫術很好，於是就把老人家轉到三總。不料三總的醫生認為老人家年事已高，腦部手術風險太大，不願冒險開刀。不幸的是，老人家已經作了插管和氣切了，所以也回不了家，結果已經十個月過去了，老人家現在仍然掛在醫院裡，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當初堅持要救老爸的小女兒早就回美國去了，其他的兄姐也都七老八十了，自顧都不暇，哪有餘力再去關心照顧老人家？就統統都丟給醫院，讓無情的維生機器陪伴著老人……苟延殘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得解脫？

在現實社會中，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兄弟決心不讓媽媽遭受這種無謂的醫療折磨。當耕莘及台大醫院的醫生幾度建議要給媽媽插鼻胃管的時候，我們都很明確地拒絕，只接受打點滴和營養液，其他任何侵入式的醫療措施一概不予考慮。我們兄弟這樣的決定，很多人都有疑慮，除了耕莘及台大的醫生之外，還包括我的學生和朋友（特別是醫護背景出身的）。

我們兄弟共同為媽媽作出「不插管」的決定，並不是單純的「作一個決定」而已，在這個「決定」的背後，其實是一個堅定的宗教信仰與生命永續的信念，以及我們對媽媽的了解（包括媽媽的性格、人生態度、行事風格、最後階段的需求、最在意掛念的事情等等），還有媽媽和我們兄弟長時間母子互動的歷程。

這些都不是書本上的抽象知識和空泛理論，而是刻骨銘心的生命經驗與切身體會，這也是媽媽示現給我的生死學功課，我覺得應該將我們兄弟這段陪伴媽媽的生命歷程與讀者分享。（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