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是弘一法師的得意門生。弘一法師俗名李叔同，未出家前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教音樂和美術。一九一四年，十七歲的豐子愷考進該校，成為李叔同的學生。李叔同的人格和魅力征服了豐子愷。

豐子愷在〈我與弘一法師〉一文中寫道：

「他從來不罵人，從來不責備人，態度謙恭，同出家後完全一樣；然而個個學生真心的怕他，真心的學習他，真心的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一人。

就人格講，因為他當教師不為名利，為當教師而當教師，用全副精力去當教師。就學問講，他博學多能，其國文比國文先生更高，其英文比英文先生更高，其歷史比歷史先生更高，其常識比博物先生更富，又是書法金石的專家、中國戲劇的鼻祖。他不是只能教圖畫音樂，他是拿許多的學問為背景而教他的圖畫音樂。

夏丏尊先生曾說：『李先生的教師，是有後光的。』像佛菩薩那樣有後光，怎不教人崇敬呢？而我的崇敬他，更甚於他人。」由這些描述中可見李叔同在豐子愷心目中的地位。

李叔同認為豐子愷是可造之才，不但在音樂和繪畫上盡力啟發他，還特別教他日文，讓他可以閱讀從日本得來的西洋藝術理論方面的知識。

師徒二人如此的相知相惜，真情感人。這種師生之誼，持續了一輩子。

一位好的、能影響後世的藝術家，必有一顆不同於一般人的心靈。李叔同是豐子愷的心靈導師，在思想、情操和藝術修養各方面，都深受李叔同的薰陶。豐子愷在〈李叔同先生的文藝觀〉一文中說：「他的案頭總放著一冊明代劉宗周著關於古代賢人嘉言懿行的書││《人譜》，並且還在封面上寫著「身體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邊又加上一個紅圈。」

李叔同常告訴豐子愷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技術，並舉書中「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之句，告誡豐子愷要做一個好的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他認為一個好的文藝家若沒有「器識」，無論技藝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他還告誡豐子愷：「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

師長的教誨，為豐子愷開了一扇明窗，讓他終生奉行。李叔同出家時，將這本案頭書《人譜》贈送給豐子愷，可見他對豐子愷的期許。

李叔同出家後師徒仍時相往來，一九一九年豐子愷畢業離校，與友人劉質平、吳夢非創辦上海專科師範學校並擔任教職；一九二一年去日本遊學十個月，回國後展開他的教職和創作生涯，並與六年不見的弘一法師見面。

第二年及一九二六年秋天，弘一法師在行腳中都曾在豐子愷家中小住過；一九二七年弘一法師來上海，在豐子愷家中住了一個月之久；師徒二人朝夕相處，深受弘一法師薰陶的豐子愷也於當年皈依佛門，成為在家居士。弘一法師即是他的見證師，並為他取法號「嬰行」。

在這次的相聚中，師徒二人計畫繪製和出版護生畫。此後豐子愷為履行師囑，展開他這一生中最長的創作記錄，用四十六年的時間繪製《護生畫集》共六冊，圓了弘一法師「以藝術作方便，以人道主義為宗趣」的文字般若，也圓了自己「以畫說法」，長養大眾慈悲心的共同心願。

這一諾千金的尊師情誼，除了他對恩師的孺慕之情，更是他受恩師人格和悲心所感召的；而信守諾言不畏艱難險阻則是豐子愷自己高尚人格所展現的芬芳。

《護生畫集》的成就和影響，是弘一法師和門生豐子愷共同為世人留下的珍貴美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