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慧開法師（佛光山寺副住持、南華大學使命副校長）
安樂死與自殺，在本質上有個根本的差異，自殺行為必然是出於自我選擇，在法律上無法定罪，如果一個人決意自殺，不但誰都阻止不了，法律也管不著。但是安樂死則不然，有可能不是出於自願，即使出於自願，也很難達到目的。就美國而言，有關安樂死的法律問題及其爭議，幾十年來一直非常複雜嚴重，至今無法解決。

「安樂死」方式的分類

根據傅偉勳教授的分析，安樂死的方式可以分為兩類四項，一方面分為：自願的（voluntary）與非自願的（involuntary），另一方面又分為：主動的（active）與被動的（nactive）。

「自願的安樂死」出於病人本身的自我意願，並以口頭或者以書面表達；「非自願的安樂死」則未經、或者無法經由本人同意而進行，因為病人本身已經失去意識而無法表示意願，而由家人代為主張。例如躺了四十七年類植物人狀態的王曉民，她的母親趙錫念生前擔心自己身後王曉民無人照護，因此曾經向立法院請願，要求速訂安樂死法律，使王曉民能解脫殘酷的病痛折磨。此事在立法院引發了激烈的辯論，由於多數委員反對，而且學者對於日後可能產生安樂死濫用的情況存有很深的疑慮，因此無法達成任何共識或結論。

主動的或積極的（positive）安樂死，是由他人（如醫師、護士）直接有意地給病人服用致死的藥物，或以注射的方式等，讓病人提早死亡；被動的或消極的（negative）安樂死，則是由他人移除繼續維持病人生命的醫療設施之類。主動的安樂死在美國一直是非法的，一般認為那等於是主動殺人（killing）；至於被動的安樂死是否非法？則要看情況而定，美國各州的法律處分並不一致，一般認為那不算是主動殺人，而是屬於一種「讓（病人）死去」（thetting die）。

如果將上述的兩類安樂死作排列組合，可以分為「自願主動的」、「自願被動的」、「非自願主動的」與「非自願被動的」四種情況。在這四種情況當中，在法律上與道德上最有問題與爭議的，當然是「非自願主動的」安樂死；其次是「自願主動的」安樂死，不過，雖然是病人自願的，但是因為採取主動直接的「殺人」方式，所以在法律上和道德上也很難過關。然而，近二十多年來，在社會輿論上，由於強調「死亡尊嚴」的人愈來愈多，自願主動的安樂死已經成為一項「熱門」的議題。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密西根州的退休病理學家克渥基安（Jack Kevorkian）醫師（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二○一一年六月三日），他發明了一種助人自殺的工具，而且直接在旁邊幫助自願安樂死的重症病人，運用此一工具提早結束生命，人稱「死亡醫師」（Dr. Death）。他公開提倡透過「醫師協助的自殺」（physician assisted suicide)，完成末期病患的「死亡的權利」（the right to die）；他生前聲稱已經協助了至少一百三十名患者結束生命。一九九九年，克渥基安醫師因為二級謀殺罪被判處十到二十五年徒刑，自一九九九年入獄服刑八年，於二○○七年六月一日，他同意不再為病人提供自殺建議及協助，不參與任何涉及安樂死的協助自殺行動，也不鼓吹或談論有關協助自殺的過程，在此條件下假釋出獄。

傅教授在書中，引述了一九九二年間有關安樂死爭議的相關報導，分別刊載於《費城探訊報》（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與《聖地牙哥聯合論壇報》（The San Diego Union-Tribune）等著名的報紙，讀者可以自行參閱，在此就不詳述。

贊成與反對「安樂死」的基本理據

根據傅偉勳教授的分析，大體上，贊成安樂死的基本理據有三點。第一、每一個人都應該有自由選擇生命與死亡的權利，包括自求安樂死的權利。絕症患者自願選擇及早結束自我的生命，既是他們的基本人權，而且又不損害他人，法律不應該干涉才是。第二、醫藥科技的高速進展，能延長絕症患者的生命，但是對病人本身卻是一種痛苦與折磨，反而剝奪了他們的生活品質，同時也加重了他們家人的經濟與精神負擔，作為人的尊嚴大為折損。第三、有些絕症患者的病痛極難忍受，連帶的病人的身心情況也非其家屬所能承受。於此情況，不讓病人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未免太過殘酷，不合情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