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王夢鷗先生以筆名「梁宗之」於官方色彩濃厚的《文藝創作》第二十五期上發表〈論小說的戰鬥性〉一文，捍衛了個人存在價值，發出現代主義文學的先聲。

《文藝創作》創刊於民國四十年五月四日，由時任中國廣播公司董事長、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的張道藩先生掛名創辦，創辦之初，是為了刊登「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徵獎作品而設立的，其徵稿辦法更表明：「本會徵求之各類文藝創作，以能應用多方面技巧發揚國家民族意識……為原則。」

而王夢鷗的發聲，夾雜在以愛國文學為職志的《文藝創作》之中，實屬異數，但卻意外地，啟迪戰後文學觀念的發展，從一片愛國文藝風潮過渡到現代主義文學，並產生廣泛的影響。

生於民國前五年的王夢鷗，早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科研究所就讀，學成後返回廈大中文系任教。「當時的廈門大學在薩本棟校長的主持下，學術風氣非常興盛，中國文學系在林語堂、魯迅、施蟄存、林庚等名學者啟導下，新舊文學的研究均有令人稱羨的成績。」（註❶）

及至中日戰起，廈大也與北方諸校一樣開始了西遷，在流亡中，廈大為了學生生計，師生、眷屬組成劇團於各地公演，而王夢鷗則為公演寫下《燕市風沙錄》、《寶石花》、《生命之光》等劇本，更出任廈大劇團導演，這些作品於各地公演時獲得熱烈反應，而廣傳至後方，使王夢鷗「在當時福建省的抗戰、劇教運動中成為 一個著名的人物」。（註❷）

抗戰勝利後，薩本棟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邀王夢鷗前往任職，民國三十五年王夢鷗赴南京到職，至國府遷台之際，王夢鷗更參與中研院的渡台遷院，為維護學術文化盡心盡力，其中攸關中研院行政權威的大印，便是由王夢鷗從廣州「扛到台灣」的。（註❸）

民國四十一年，王夢鷗與李辰冬在張道藩的支持下成立了「小說研究班」（註❹），教授寫作課程，為台灣文壇培植了不少傑出的文化人才，諸如：王鼎鈞、蔡文甫、鍾虹、段彩華等人。

王鼎鈞曾為文談及王夢鷗當年在小說研究班授業的景況，其「一掃當前的浮光掠影，游談無根，給我們許多法門津梁。聽他的課，的確體會出『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註❺），六個月課程「表裡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同註❺），使學員聞一知十。

王夢鷗繼民國四十二年五月發表〈論小說的戰鬥性〉後，民國四十三年元旦於《文藝月報》創刊號上，再以筆名「梁宗之」刊登〈現代文藝論〉一文，此文在文學史上的歷史意義甚大，比起民國四十五年夏濟安在《文學雜誌》創刊號發表〈致讀者〉一文的現代主義轉向宣言，更早了兩年。

王夢鷗一連串的評論及譯作發表，加速了愛國文學轉向現代主義文學發展，讓文學回歸文學，其對現代詩的支持，更是不遺餘力，因而有瘂弦「經常對人說，他是夢鷗先生的另一私塾弟子」（同註❹）的感念。

民國四十三年，國立政治大學在教育部長張其昀主導下，由陳大齊在台復校，初期僅設四個研究所，一年後才恢復設立大學部，民國四十五年，王夢鷗獲聘為政大中國文學系教授，其一方面對「文學批評」進行反省並建構文學理論，另一方面投注於古典文學研究，從精微處著眼，步步推演、考證，積成凝鍊的宏觀研究。

王夢鷗至今仍為人樂道的是其認真的研究態度，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民國五十年左右，王夢鷗鑽研《禮記》的過程，遇一處需了解戰國時期的鄒衍，便於幾個月內專攻鄒衍研究，並與日本漢學家平岡武夫、花房英樹通信討論，最後寫成《鄒衍遺說考》，令人驚異佩服。

而日後王夢鷗的唐人小說研究、禮記學的學術成果斐然，則在其認真的研究態度中，天道酬勤，水到渠成，成為眾所周知的國際漢學界泰斗。

註解：

❶出自《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二十七輯之〈王夢鷗先生事略〉，國史館，民國九十三年二月，第四十七頁。

❷出自《中國文化月刊》二七六期之朱雙一〈三、四十年代王夢鷗文學足跡尋覓和創作窺探〉，二○○三年十二月，第五十四頁。

❸出自《智慧的薪傳––大師篇》之羅茵芬〈從山城小舞台到中央研究院〉，行政院新聞局，民國八十四年元月，第一八七頁。

❹同註❶，第五十、五十二頁。

❺同註❸之王鼎鈞〈夢老坐在「小說創作班」像牧人等他的羊〉一文，第一九三、一九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