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妏霜

圖／資料照片

何蔚庭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台北星期天》（Pinoy Sunday，2009），在各種定義上，皆跳脫了某種單向、套式般的影像思維與體例，以及先行將固有價值施予被詮釋者，而顯得理解過於限制封閉的創作意圖。不僅首次在台灣電影的範疇中，將菲律賓移工置放在故事的中心，亦反向地，以台北之外、異鄉人目光，觀看這座已非初生的移民城市。

由菲律賓演員Epy Quizon與Bayani Agbayani 演繹主角Manuel與Dado，以菲律賓語為主要語言。在電影時間行進中，只有Manuel與Dado被賦予連續性的行為，而台灣演員則類近用以舉隅的樣本，多是浮光般的驚鴻一瞥。並藉由不同情節，佐以國語、菲律賓方言與各式口音的英文。

自承故事構想從羅蘭．波蘭斯基十五分鐘的黑白無聲短片《兩個男人和一個衣櫃》（Two Men and a Wardrobe，1958）而來。《台北星期天》以喜劇姿態，透過從菲律賓至台灣從事勞動工作的兩個男人，在唯一閒暇的星期天，決心將一組被遺棄、如廣告景片中的紅色沙發，用盡各種方式搬回宿舍頂樓。

性情相異的兩人，一路面對不斷橫生的枝節。堅持不肯放棄的Manuel，不想錯過門禁時間的Dado，對各種選擇亦有不同的衝突爭論。

兩人以一○一大樓作為唯一的指向參照，認定沿著公車路線步行前進，便會到達正確的目的地。途經看慣與被忽視的景觀物事，以及不知何處，模糊迷茫的地理地景，從而也畫出一份屬於他們的台北地圖與城市印象。然而中途路徑的偏離，原來聳立巨大的地標竟被遮蔽，僅看見面前一堵牆，因此爆發「我們連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的自我詰問。

以疏離姿態概括現實

電影的第一顆鏡頭即是到達機場航廈的捷運廣播。初到的Dado、Manuel、Carros三人不安的猜想工作環境。隨後Dado獨自上洗手間，遇見同鄉，相互招呼。到洗手台邊，畫面前景卻是同鄉被銬上的兩隻手，發出摩擦敲擊的鋃鐺聲響。他告訴Dado「我要回家了」，亦暗示了三人其後可能的命途之一。

在Dado與Manuel極有默契的對話丟接中，交代了情節，也互補了荒謬；聲音的傳遞，尤其利用公共電話與手機通話的橋段，顯得十分重要，不僅從中建構了他們的生命經驗與愛欲渴望、當下的情感關係，也因社會距離與真實距離，加強了內心的衝突。

電影也描繪了他們的生活截面，在工廠以外的日常：漫遊、戀愛、教堂禮拜、在菲式風貌的「金萬萬」商場聚會。試圖收納各式各樣的人物與生活，在主線之外，也透過一組又一組皆不甚愉快的台灣家庭，傳遞微量而零碎的訊息。

創作者選擇「外來他者」的視域，獵奇的角度，以疏離姿態概括某樣他所看見的現實，也預設了人們如何受制於沒有轉譯，彼此誤解的情境。負面歧視用語的挾帶，毫無查證又荒腔走板的新聞運作，誇大語調，混用語言。

這些設計難免在兩者間作為對比，互相反映。或許也為了合乎喜劇節奏，那些被挑選出來的一樁樁意外事件，都盡其所能的裝飾成滑稽、亂序、光怪陸離的景況，當我們感到笑點時，也參與了這樣的荒謬。

影像特意並陳兩種不同語言的對話情境，聲音時而在遠，時而在近，卻不間斷地穿插重疊，成為彼此的畫外音。出現的另一組人物，常與兩人的話語，互相覆蓋又顯現。

其中一幕，他們在荒僻路口稍事休息，與一個建案廣告的舉牌人無表情對視，一輛選舉宣傳車接著從他們的前方疾駛而過，播放著口號，聲音也各自交錯表述。當他們迷路之後，鏡頭快速掃過，方才的候選人海報，出現在回收垃圾中。信息的瞬逝，卻處處生成嘲諷的空間。

連結現實的夢醒時分

由蔡曜任擔任配樂作曲者，無論是管弦或沙鈴或口哨等的使用，都透過情節與心境的轉折變化，明確地轉換不同音樂風格。例如Manuel幻想與愛慕的Celia在沙發上擁吻，襯以德布西的《月光》。難以觸及的遐思，卻以此優美的鋼琴曲作底，連結現實的夢醒時分，形成了反差。

在搬運沙發的路上，Manuel想像Celia在卡拉OK唱著《Touch Me Tonight》，鏡頭隨之映照出女孩們的祕密與索求，那些生活的啞默，以詞意訴情。

而最後兩人因無法渡河，索性坐下展露心跡，談起年輕時共組樂隊的往事，一人彈奏，一人打鼓，歡唱雷鬼風的《Pinoy Sunday》，舒緩重負，也一併釋放了被禁錮的時間。

那座紅色沙發，作為工作結束後的犒賞，作為勞動生活的唯一贈予；同時也作為夢想之地、家的渴求；亦是他們星期天午後，短暫公路之旅的初始。路途中兩人以黑白之夢，聽著海潮聲，重返家鄉。當面對現實的衝撞，那分說著「我們做不到」的力度，笑鬧中的哀傷就凸顯出來。

電影海報的視覺編排由三原色構成：藍衣的Dado、黃衣的Manuel、兩人抬著顯目的紅沙發，沉重但沒放手。或許就像誰都曾有過某種想望，與明知其象徵意義大於一切，卻怎麼也都奮不顧身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