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與圖／黃議震

一九四九年，時局不寧，早先赴台的張大千在張群安排下搭乘軍用飛機返回成都，十二月再接夫人徐雯波自蓉（成都）飛抵台灣，之後再接眷赴港暫居，隔年應印度美術會之邀，赴印度新德里舉辦畫展。一九五一年，又返回香港（註❶），此年為同客居香港的曾紹杰代訂「湘鄉曾紹杰篆刻直例」（註❷）。

張大千在「直例」一文中盛讚篆刻大家曾紹杰「名滿兩京，書畫及鑑賞名家莫不以得先生印、鈐記為幸事……想見漢官威儀，先生之治印，殆當之也！」自認是畫神「偶然隨幸到人間」的張大千，在亂世中鬻畫資身，大概也有感於《無量義經》言「上從如來乞法以養慧命，下從俗人乞食以資身命」，在同客香江之際，張大千延請曾紹杰為其刊刻「人間乞食」一印，做為書畫閒章。

一九五一年，時年四十一歲的曾紹杰，從暫居的香港渡海來台，任職台灣電力公司祕書，卜居台北的永康街，依舊書、印生涯，此後名流政要用印，常出其手。從蔣中正與蔣宋美齡對印、張群、孫科、俞大維、魏道明、黎玉璽、陶百川、黃杰、葉公超、溥心畬、羅家倫、趙元任、劉延濤、孫運璿等等，還包含張大千遺孀捐贈予故宮大千平素用印，其中曾紹杰所刊刻即有十五方之數，可見張大千對其之偏愛，視其為並世名手。

一九六一年曾紹杰與王壯為、王北岳、李大木發起籌備印社，「十月十三日在曾府聚會，商談組社的事，會中由王壯為提名為『海嶠印集』，海嶠印集就成立了。」（註❸）自此，台灣篆刻界以結社推廣印學更形有據。

一九六一年曾紹杰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藝術研究所教授，講授金石學，之後在美術系教授書法、篆刻，當時印譜極為缺乏，對於學生無印譜可參考學習，而傾其所有心力投入印譜的蒐集、編輯、出版，為台灣積累印學教育豐厚的基礎，從陳宏勉所編著《二十世紀台灣書印典範——曾紹杰》可窺紹老於台灣印壇的「篳路襤褸，以啟山林」之功，其終其一生，可說是都為台灣印壇奉獻。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曾紹杰應台北市立美術館邀請，評審全國性學生書法展作品，評審結束與王北岳坐計程車回家，剛啟動不久，就倒在王北岳肩上，頹然而逝。」（同註❸）究紹老一生，所求無二，最後棄世於書印之途，想是佛哀憐其志，遂而償其所願。之後曾師母將紹老藏印交付予其最後所依肩的王北岳代為處置，另外選出紹老書法一百二十件，捐贈給紹老人生最後到訪的台北市立美術館。

註解：

❶據《張大千紀念文集》之附錄〈張大千先生年譜〉，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民國七十七年。

❷「直例」即為「潤金」之意。

❸出自陳宏勉編著《二十世紀台灣書印典範——曾紹杰》，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