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月十一日這一天，去年震動社會的占領立法院、進攻行政院、包圍警察局三大案宣布起訴；同日，高雄大寮監獄爆發空前的挾持典獄長事件，不幸以六條人命的自戕告終。

兩個全不相干的案子，卻在因緣巧合下形成鮮明的對比，給予我們省思的機會。攻占國會議場的學運領袖，在應訊時向檢方提出，他們是在行使「公民不服從」，希望檢方不予起訴。而挾持人質的六個囚徒，則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控訴「人權」標準不一，法律之前沒有平等。

我們認為，民主的根基在於法治。如今台灣的法治被挑戰、被質疑，不可不謂是民主的危機。以客觀的法律觀之，挾持人質和攻占公署，當然都是違法的行為；而他們聲稱如此做的理由，都是要求這個社會及政府必須重視他們的意見。

是什麼情況，讓這些人要以違法的方式表達訴求？他們皆曰：「不公不義」。然而，他們所言的公義卻具有極高的政治爭議。因此，對檢察官來說，並不對他們訴求的正當性進行判斷，而只論他們使用的手段是否合法。

學運領袖引以要求不起訴的「公民不服從」理論，源自美國哲學家梭羅。其最初的含義是不履行國家要求公民的某項義務，因為個人認為該項義務違反他的良知，並且承認如此不配合是違法的，願意為此接受刑罰。其後甘地對抗英國殖民政府，為避免正面衝突流血，再將「公民不服從」引申為「不合作運動」，即用和平不挑釁的方式表達抗議，並甘願坐牢。

其實，「公民不服從」多是為了反對開戰、殖民、種族歧視等高道德問題，手法則是拒絕當兵、繳稅這種消極的不配合。然而，去年三、四月間一連串的占領立法院，進攻行政院，包圍警察局，卻已不只是消極的不配合，而是積極的攻占行動。再者，「公民不服從」最大的精神就是不挑釁，並且承擔刑責。以「公民不服從」要求檢方不得起訴，本身已違背「公民不服從」的真義。

從去年學運至今，許多為占領公署行為辯護的主張，皆已大大逾越「公民不服從」的範疇，訴諸推翻政府、推翻體制的革命。政府不是不能換，每次選舉都是公民「推翻政府」的機會；體制也不是不能改，透過公民選出的代表，乃至直接公投都可以。但是，如果跳過這些，就以占領、包圍要求改變，那便是不講法律，而是「革命」。

如果自認民主，那便不會濫用「公民不服從」，破壞台灣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試問：占領國會殿堂乃至最高行政機關，美其名是「人民議會」，卻不允許其他人民進入，豈不等同「挾持」。

法理如此，標準務須一致，否則難怪有人說：囚徒挾持人質，彰顯他們認知的不公，豈非等同於「公民不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