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擴大，已成全球現象。美國聯準會主席葉倫表示，美國是自十九世紀以來最嚴重。據去年聯準會調查，上層百分之五富人掌握全國財富的六成三；下層半數家庭的財富只占所有財富的百分之一。印證了「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確是，百分之一對抗百分之九十九。

世界銀行最新估計，二○一一年中國極端貧困人口占全球百分之八，低於二○一○年的百分之十三，有可觀的改善。但大陸日前宣布，若參考國際標準，貧困人口達兩億多，占總人口的一成五。依國際貧窮標準為日收入低於一點二五美元，去年中國有近四千萬人口脫貧，但仍有超過八千兩百萬農村人口的日收入不足一美元。

大陸希望今年再減少農村貧困人口一千萬，到二○二○年全面建立小康社會。目前美國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中國則即將擠下美國。但兩國困境相同，全球經濟逐步復甦，貧富差距擴大，各國都警惕。

英國經濟學大師凱因斯早在一九三六年即已指出，「我們生存其中的經濟社會，顯著缺點是不能提供充分就業，及財富與所得分配有欠公平合理。」

葉倫指出，美國社會流動性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因財務不平等已影響到教育層面。台灣亦同，談教育的城鄉差距，應思考貧富不均的影響其實更大。社會流動性低，表示中下層社會的下一代難以提高社會位階，長期下去將形成反社會、反商、仇富心理，威脅社會穩定。

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指出，近百分之四十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或接近貧困的狀態中，受教育的機會和就業機會比不上富裕家庭孩子。這不僅影響貧困孩子，而且還對「人類潛能」形成巨大的、不斷增加的浪費，這種浪費對經濟成長的阻礙是無形的，卻是強力的。

人類潛能觀點是值得重視的遠見。當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疾呼人才不足時，各界沒想到，貧困孩子中存在有許多未來人才，但他們沒機會發揮潛能成為企業、社會或國家的棟梁，長期也會削弱GDP的成長。

包括台灣在內，許多國家為了財富重分配，採取徵收富人稅、「道德勸說」企業加薪等措施，往往遭到一種反對聲音，就是為減少不平等而採取的任何政策，都會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產生負面影響。但反過來看中美兩國的貧富差距，可以思考：數字漂亮的GDP若不能使勞工階層雨露均霑，不能滿足社會階層上升的渴望；勞工將喪失「有耕耘必有收穫」的動力與熱情，反而拖累、拉低GDP。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發表的兩項研究顯示，透過財富再分配來減少不平等，並不會削弱經濟成長，反而是良性的。這與企業常以「會影響經濟成長」而抗拒加薪等要求的論述正好相反。在「慷慨」的企業裡，勞工看得見加薪、升遷的希望，奮鬥的動機將更強，更能促進企業發展。

保羅‧克魯格曼說，公平與效率可以兩全。最富有者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的好處，遠超過提高稅率給他們（與企業）帶來的損失。今天各界討論企業良心時，國家、企業都應有遠見，明白貧富不均的社會絕不會是永續發展的肥沃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