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議震

對於著意蒐集古本的廣大愛好者而言，專注收藏近代新文學出版品者是其中眾數。

一則是因新文學版本不像明清或更早版本需具幾近博物的版本學基礎方能樂在其中，再則是最早的新文學版本不過百餘年，古本書肆流通量大，較易親近。

然而，若以此以為時代較近的新文學初期初版唾手可得，那就未免想當然耳了。上個世紀初異軍突起的新文學，為語文改革運動中誕生的瑰寶，最初多種「初版」發行量並不算多，加上百餘年來，兵釁、天災、水火、各式人禍，都讓若干名著百不存一。其中被認為僅具短暫時效性的雜誌，被刻意保存者，則更為零星。

而八十餘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創刊的《台灣文學》，即屬此類存世有限的文學雜誌，儘管她戰時用紙、裝釘皆不如近年出版考究，尋尋覓覓者依舊絡繹於途。

主因是《台灣文學》是一份日治後期與《文藝台灣》分庭抗禮的台灣新文學刊物。而她與其他文藝雜誌明顯不同的是，其組成成員是以台灣籍作家為主，此點差異，極具歷史意義。

在張文環遺稿〈《台灣文學》的誕生〉中，敘述了其與西川滿主導的《文藝台灣》雜誌分道揚鑣之因由（見前文），張文環脫離《文藝台灣》後，創立《台灣文學》，一九四一年六月一日發行創刊號。這本與政商資源豐沛的《文藝台灣》有著強烈競爭關係的新雜誌，自創刊號發行至最終刊其實並不孤單。

從《台灣文學》雜誌內諸多贊助廣告可見其後盾堅實，以創刊號為例：封底刊有「山水亭」餐廳全頁廣告，雜誌內有辜振甫的「株式會社大裕茶行」、莊垂勝創辦的「中央書局」、謝火爐的「台灣映畫株式會社」、蔣渭川的「日光堂書店」、迪化街的「協吉成藥行」、「蓬萊閣」食堂等廣告，這些廣告當中不少是長期刊登的，以實際付出默默地支持《台灣文學》，造就其奪目風采。

然而，即便支持者眾，在戰事的迅速變化下，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台灣文學》亦不得不發行終刊號，令人喟嘆！

在那個艱難時代，出版不易，不論是正面或反面論述，皆是一本本紀錄著歷史風風雨雨的實錄，這些大著就如一長列不扣不鳴的巨鐘，當後世重啟文本之際，便叩響直擊人心、振聾發聵的歷史殷鑑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