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記者宋瑞、郭方達

趙永華的家位於天津市紅橋區佳園北里小區，大小不到三十平方米，一張床、一個圓桌、幾把椅子和一個桌櫃，將客廳擠得滿滿當當。

「第四屆全國五好家庭」、「天津市優秀志願者」、「天津市二○一七年度最美家庭」……家中的櫃子和牆上滿滿都是各式各樣的獎盃、獎狀和錦旗。七十四歲的趙永華揪了揪身上略顯陳舊卻依然整潔的衣服說：「好多都是遺體捐獻者家屬送的，能穿我就留著。」

客廳一隅的一張方桌是趙永華的「辦公區域」，也是「天津市遺體捐獻志願者宣傳服務小組」的「根據地」，經過多年的經營，這支由趙永華夫婦創立的公益隊伍已有上百人的規模。

桌上最顯眼的莫過於一部座機，按鍵上的號碼有些磨損，握把上也盡是細密的劃痕，但儘管款式老舊，卻一塵不染。電話旁邊擺放著三十多個裝滿手寫資料的文件夾。

趙永華戴上老花鏡，在檯燈下瞇著眼翻找，從抽屜裡取出幾個頗有年代感的小本子，封皮上用透明膠貼著一張橫格紙條，上面一筆一畫地寫著——《遺體捐獻申請者名單冊》，裡面記錄了自二○○四年起天津市各個區縣、各個年齡層次的遺體捐獻申請人。

「鈴鈴——」桌上的電話響了起來，趙永華趕忙放下手頭的工作，詳細解答起電話那頭的疑問。「這是我建立的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服務熱線，市民們會諮詢我遺體捐獻的申請流程。」趙永華說。

談起天津市遺體捐獻的申辦流程，恐怕沒幾個人比趙永華更熟。「這都是我多年來跑出來的經驗。」趙永華說。

一次偶然的堅持

一九九三年，趙永華夫妻二人雙雙從工作上退休，一家六口人僅靠著每月人民幣四百多元的補貼過日子。

秉持著「樂樂呵呵是一天，別彆扭扭也是一天」精神的趙永華夫妻倆，很快就從下崗的陰影中走了出來。他們在社區當志願者，做衛生、搞綠化、維護社區秩序，每天都過得緊湊而充實。

一九九七年，報紙上一則國家宣傳遺體捐獻的文章吸引了趙永華夫妻倆的目光，兩人一合計，便萌生出捐獻角膜和遺體的想法。「那時大家都覺得遺體捐獻是『文化人』幹的事兒，我一個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沒那麼高的『覺悟』。」趙永華說，別人愈是覺得他在鬧著玩，他就愈要用事實說話。

一九九八年，為了找到遺體接收單位，趙永華跑遍了市裡大大小小的醫院，卻毫無進展。幾經波折的他找到了天津醫科大學。「在學校裡，我了解到天津醫科大學老校長朱憲彝捐獻遺體的事蹟後，更加堅定了遺體捐獻的念頭。」他說，但是遺體捐獻申請書上還必須有家屬簽字。

趙永華夫妻倆只能硬著頭皮向子女們坦白。聽到父母想捐獻遺體，孩子們都表示強烈反對。「他們覺得父母捐獻遺體後，掃墓都沒有個去處，再加上擔心周圍同事朋友指指點點，這事兒就暫時擱置下來。」

之後，趙永華夫妻倆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用四年時間說服兒女們。二○○二年四月一日，趙永華夫妻倆完成了遺體捐獻公證，成為天津市首例自願申請遺體和眼角膜的「雙捐」志願者夫妻。

一段十餘年的努力

為了想讓更多人了解遺體捐獻，趙永華把自家的電話號碼登記為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服務熱線。「熱線開通後就沒閒著，但最開始真正申請的卻沒幾個。」他說。但至今有二千多人透過趙永華創立的「天津市遺體捐獻宣傳幫辦志願小組」辦理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

天津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人體解剖與組織胚胎學系主任張平說，有了像趙永華這樣的遺體捐獻宣傳員，遺體捐獻的來源更加充足。「為了對遺體捐獻者表示尊重，天津醫科大學設立生命意義展室，每逢新生入校都在這裡要上一堂特殊的課。」張平說。

根據天津市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截至今年三月底，天津市實現遺體捐獻八百二十七例，實現人體器官捐獻九百零八例，角膜捐獻四百五十六例。僅今年第一季度，成功實現器官捐獻九十三例、遺體捐獻三十例。

「在我看來，遺體捐獻對醫學事業和人類發展都有貢獻。這是了不起的事，是大愛大善。社會有需要，我就會一直做下去。」趙永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