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時雍

「一百年，一百個故事。」

這是德國作家鈞特．葛拉斯（G?nter Grass）寫在小說《我的世紀》（Mein Jahrhundert）前言裡的話，他說，源於「一個簡單的想法」，想為一個世紀，留下文學的記錄。二○一二年底，國立台灣文學館曾展出鈞特．葛拉斯特展「鼓動的世紀」。那段時間，這本小說就擱在家中桌上，我偶爾翻讀其中的文字和繪畫，從戰爭與新技術揭開序幕的百年，有它的哀愁、它的疑惑、它的輝煌。

「一百年，一百個故事。」也是我在寫給本書作者們最先的邀稿信中，為將展開的寫作計畫所做的最簡單的解釋。那幾年，我正主編《人間福報》副刊，在工作備忘裡，擬下暫名為「二十世紀．文學的島」的專欄想法。我想，如果一周寫一年故事，一年即走過半個世紀，再歷秋冬，就行過百年。「她要往何處去？」最初的我們，或也無法預期，但至少會留下一百個故事。二○一五年底，先邀請了何敬堯、盛浩偉、陳允元、楊傑銘四位，參與上半葉的寫作，這年代的範圍，主要含括於所謂的日治時期台灣。專欄從二○一六年一月十八日起每周一登出，定名為「20世紀台灣文學故事」，第一篇〈一九○○：最終與最初〉，從一個世紀的盡處，跨進新世紀的源頭。

最初看似簡單的想法，開始有了深刻而複雜的涵義。三個關鍵詞：「二十世紀」，有別於過往的斷代，無疑帶給我們一種觀看歷史的嶄新向度；回到每一年，卻又具有了充滿細節紋理的時間感。「台灣文學」是敘事的主體，哀樂舞台聚光下的主角。「故事」是敘述的形式，我們盛裝年月的盒子。

下半葉，已進入戰後的台灣，邀請了林妏霜、馬翊航、詹閔旭、蔡林縉、鄭芳婷、蕭鈞毅、顏訥，連同我共同執筆。

所有參與寫作的朋友們，過去或創作小說、散文、劇場、詩，都是我們這個世代（一九八○年代出生）已深具故事風格的創作者。大家皆投身學術研究，各擅不同領域；但特別的是，作者群主要出自台灣文學系所，或曾以此為研究領域，或已教學其中。

何敬堯關注台灣妖怪、推理等類型文本；盛浩偉的散文與評論都流露他深厚的日本文學底蘊；陳允元寫詩、也長期投入超現實主義風車詩社的史料工作；楊傑銘曾旅居香港，從事魯迅的思想傳播研究。他們寫下的上半葉故事，是交織於台灣、日本、中國、世界之間，一個長夜，接連著另一個夜的黑；然而身在其中的人，卻總是等待著幻影盡頭的天亮。

林妏霜小說充滿內面的特寫，像她心繫的電影鏡頭；馬翊航有詩人的眼睛，出生台東卑南族，帶領讀者凝視山海的憂鬱；詹閔旭是當前馬華文學重要的討論者；蔡林縉從現代詩跨足後殖民理論；鄭芳婷則在戲劇的背景下，著重與台灣文學、政治交錯的小劇場史；蕭鈞毅研究當代小說、也寫作小說；顏訥如她關注的台港現代主義者，對時代總有愈尖銳、愈溫柔的目光。下半葉的故事，在他們的筆下，是一波接一波的新浪潮，帶來了雨水，也帶來光焰。

整個寫作計畫為期兩年，最後一篇〈二○○○：一一走進那良夜〉於二○一八年一月八日刊出。幾個月之後，旋即展開這部《百年降生：1900 - 2000臺灣文學故事》的編輯工作。

二十世紀的台灣文學，是一場漫長的降生，徘徊著文學者們思考與困惑的身影。卻唯有在此刻，當一個一個故事匯集成《百年降生》，歷時逐篇細讀後，才令人察覺，最初不知往何處去的，初始看似無路的，其實早已有了人，有了路。更重要的是，故事的形式，照亮了歷史的空缺，留了微光，給所有在長夜寫作的人們、給底層的心靈、給無名者。你因此將看見一個人，默默結束了他的時代，會看見被遺忘的故事，會看見終戰之時，鏡頭的焦點，留在南洋的密林、留在忘了將死亡帶回來的那人；風車接收到光年外的電波，現代主義成為六○年代的底色，《劇場》反藝術的藝術家卻來到了台前。故事的擇取，除反映寫作者敏銳的目光，確實也呈現了千禧後的二十年間，愈成熟、更新的文學研究成果。

《百年降生：1900 - 2000臺灣文學故事》在此時編成，感謝所有參與寫作的朋友們；同時謝謝《人間福報》副刊當初所提供如此珍貴的平台，以及感謝這些在島嶼上寫下故事、傳遞故事、閱讀故事的人們。

我想起一個傍晚，曾搭乘列車，前赴宜蘭礁溪，參與一場關於小說家黃春明的國際研討會。第一天會議結束的晚會上，春明老師帶著他的劇團，演出了幾段文學改編的戲，現場並投影老師的撕畫作品。那是一個溫柔的夜晚。有一刻，春明老師上了舞台，與我們說了幾個笑中帶淚的故事。

夜裡的礁溪，樹影扶疏，氣溫有點微涼，心卻莫名暖著。這幾年，往來了幾趟宜蘭，途經倒影著薄雲的水田，途經龜山島，因為小說家那幾行詩句，總也有一種遊子回家的感受。那晚上我帶著這樣的心情，返回留宿的房間，隱隱想起了擱在桌上的那本《我的世紀》。就在那晚，我決定開始這個寫作計畫。回台北之後，寫了第一封信給朋友，我說，「一百年，一百個台灣文學故事」。那是二○一五年十月中旬，發生在我心裡的，一件小小的故事。此刻，將它們交到你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