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邱立本 香港亞洲週刊總編輯

毫無疑問，中國大陸近年在「互聯網+」的實踐出現突破，展現了後發優勢，「彎道超車」讓國際驚艷，也讓台灣內部熱議：到底過去台灣政壇與社會過去對大陸「制度落後」的評價，是否一種刻板印象？而無法深入掌握大陸的發展內核？而台灣在冷戰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價值觀，如果還是政壇上的普遍的看法，是否很容易造成政策上的誤判？

在大陸生活的兩百萬台商，其實都深刻了解，從移動支付到共享經濟，從出行的交通工具到日常的生活方式，大陸都是一日千里，不是昔日吳下阿蒙，並且民間的動力澎湃，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威力。那些從台灣去上海實習的台灣大學生，發現上海生活的效率與現代化，從滴滴出行到微信支付等，早已超越台灣，甚至形成了一種兩岸的「數位鴻溝」Digital divide），而這種「鴻溝」若不斷擴大，對台灣的未來，是充滿危險的陰影。

其實這兩年台灣的知識界，就有不少反思。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早在年前出版的《高思在雲》，就對大陸發展路徑與制度的優劣的問題，作出深入探討。他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黨，八千多萬黨員，其實內部也有不少權力制衡的機制，不能以獨裁專制的標籤來概括。台灣大學政治系的老教授胡佛，在為這本書寫序時也指出，大陸的政治體系，正瞄準一個更宏大的全球秩序，相對美國的全球布局，中國的發展勢將改變整個世界。

其實大陸的強勢，在於民間社會的豐沛動力，充分發揮「規模性」的效應。如最近風靡一時的共享單車，投入的單車，共達二千萬輛。兩家領先的品牌：摩拜與ofo，都成為投資界的「獨角獸」，即開辦不到十年，價值就超過十億美元。摩拜的押金是二百九十九元人民幣，一千萬人次，就約三十億人民幣，成為持續發展的基礎。

大陸民間企業都有強烈的競爭力，因為它們每天都要和同行競爭。如微信支付與支付寶的競爭，摩拜與ofo的競爭，阿里巴巴與京東之爭、華為手機與小米、OPPO、Vivo等手機的競爭。即使長期被批評只靠壟斷的國企，也有亮眼的表現。如二○○八年才開始的高鐵，不到九年，就興建了兩萬多公里，四縱四橫，讓全國成為一日生活圈。反觀台灣的機場捷運，才五十多公里，要建了二十年才建好。兩岸競爭力的比較，成為強烈的對照。

當然，大陸的知識界自己，仍然對政治改革與體制上的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這包括人權與公權力的制衡等，是否與國際規範看齊，在經濟高速發展的玫瑰色下，是否隱藏著權力腐敗的現象？

但大陸知識份子也發現，數位發展與市場化的高速前進，都對體制帶來質的變化，愈來愈重視專業，不能以意識形態來指導，尤其在全球化的市場下，都要向國際標準看齊。大陸前往美國上市的企業，都要在會計制度上透明化，不能搞黑箱作業。這都是國際化對中國制度變革所形成的「倒逼」作用。

美國的日本裔學者福山（Francisis Fukuyama），最近在訪台時提到民主制度崩壞，也提出政治權力在制衡之餘，也要追求良好治理，避免內耗形成浪費。台灣的民主實踐，結束威權體制權力濫用，卻不能讓經濟前進與社會整合，甚至成為社會分裂與經濟滯後的根源。

因而兩岸的不斷比較，在全球格局下的反思，刺激彼此對現行體制的變革：追求一個免於權力濫用的政治格局，也追求一個免於民粹與內耗的社會。這是兩岸關係中更宏大的願景。

這不再是彼此的算計，而是要找出有利於兩岸發展的最新動力，讓一加一可以永遠大於二，創造兩岸的雙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