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妏霜
一九五○年，確立了文化與政治雙系統的組織動員，一連串宣傳獎懲運作鏈的啟動；漫天鋪地覆蓋、集群、隨即而來的是不同徑管的同向化流動。

一九五○年十月，剛歷經兩次大手術，截斷了多根肋骨的鍾理和（一九一五—一九六○），在日記裡寫下：「這是我的新生！」

時間若允許稍往前倒，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當日午後三時，因吐血住進台大醫院療養的他，剛巧目睹了一具被抬進醫院門口的少年屍體，他在日記裡記錄著，子彈如何貫穿了其左邊的胸乳，左脅出口處拖著一團小肉球，傷口的示現，他形容：「就像一個少女的乳頭」。

這樣帶著各種衝突的描繪，這分強烈的視覺意象，就此存置在後人的眼睛裡，而在六十年後著實驚嚇了另一位青年小說家。小說家在以〈少女的乳頭〉為題的文章裡這樣寫：「我也再一次被鍾理和看似純靜實則火山般難以預料的心靈給嚇了一跳。在直視死亡的殘酷、醜陋之際，竟能湧起那樣一個混雜著美麗與恐怖的比喻。對比整樁事件，一個含著純潔，美的象徵，瞬間就這樣被血與死，給搶奪、挪用了。」

在那樣眾人皆捲入的暗色風暴下，鍾理和因病的纏絆，看似被其後更巨大的災厄暫時放過了；然而以為這是個人命運被偶然地、氣息奄奄地折換了，又太過接近對生命輕率的冒犯了。

就算召喚所有人類知識也無法徹底理解的；無人知曉從那之後所導致的，是關於暴力的痕跡、生命的劫奪、無端的取走，恐懼氛圍的無盡延長；語言被用來創造的竟是分別，再不能更自然的表述情感與意志。是真正成了刺的，成了屍的，埋了冤的，也是各式各樣無法略去的「世界與我之間的事」。

一九五○年，這裡那裡又生出了牆。時間軸度一路從戒嚴體制乃至冷戰架構，三月「戒嚴時期新聞雜誌管理辦法」、六月「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嚙噬其他空間的思維模組、殊異的歷史圖景就此生成。

一九四六年已逐步廢除日語、禁止日文版面欄目、禁止日本電影、日本唱片，進行全面的「去日本化」與「中國化」。亦面臨了滯留大陸「附匪」著作的禁絕、報刊辯論文化的剿斷。在各種「臨時」的語境下，建築官方威權的支配與藝文政策的壟斷，綁縛所有被視為「對側事物」的一切。

一九五○年，確立了文化與政治雙系統的組織動員，一連串宣傳獎懲運作鏈的啟動。「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與「中國文藝協會」，在三月與五月先後成立，藉由發表空間的傳播與意識網羅，將「反共抗俄」元素重複組裝和布署，漫天鋪地覆蓋、集群、隨即而來的是不同徑管的同向化流動。

「非常時期教育綱領實施辦法」讓國語政策強勢推行，幾乎不留緩衝空間，塗消了超出格子線外的敘事方式，將世界拉成同一種音頻。

這些後來被稱為「跨越語言的一代」的創作者，被騰挪為他者、為附屬，被剝蝕了慣以日文構作的語用習性、思考邏輯，以及與記憶夾纏的感性經驗，必須再從已若游絲的生活困境中，轉換一個新的語言以棲身，也重新建構自己的近處與遠方。

理應有所「之間」的，一件件被取消，刨刮起來，宛若種種「誰把土地換掉了」之事。那麼，逐漸陌異的黑處還能有什麼？

一九五○年六月韓戰爆發，東亞城市一併被吞融於美國的圍堵政策之中。電影藝術或許因商業斡旋與政治交涉而有了比文學較大的容許空間。台灣重新開放合乎「反共抗俄或反侵略」等主旨的日本電影進口。主演明星三船敏郎、李香蘭之賣座，研究者認為因其「倒轉了中心與邊緣的位置」，與日後台語電影風潮此消彼長地，成了一種常民生活裡的「替代選擇」。

這一年，導演黑澤明正在拍攝《羅生門》，隔年在威尼斯影展獲獎後，將拉引日本對影片出口的積極策略，其藝術創作也這樣深深影響同代與後代者的知識心靈，當然包括台灣青年。同年台灣首部反共電影《噩夢初醒》由農業教育電影公司開拍……

回到一九五○年十月的鍾理和日記。看似歡慶新生的驚嘆號句子，再留下一句：「和鳴死了」，四個字就此作結。記下被槍決的家人，竟像當初紀錄二二八少年的傷口般，在字間裡布具了兩相衝突之事。那留下的傷痕彷彿也就這樣轉移了。

正是這一年，呂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一？）亦行蹤不明，聽聞他或許換了模樣躲藏求生，也或許與日後很多人、很多被羅織的罪行般，根本來不及。

即便用盡語言也求索不能。就像意識到自己僥倖便宜的書寫，不過僅是後見之明地，對文學線段的指認與史料檔案的統整罷。「那壓迫記憶的」在其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被抬起來。

【關於作者】

林妏霜，東華大學中文系，清華大學台文所碩士。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林榮三文學獎。《異質文化與記憶：解嚴後臺灣電影中的歌曲》獲臺灣文學研究論文獎助。著有小說集《配音》。